我的美國之路(153)_科林·鮑威爾

一五三

　　我告訴他，我們希望把軍隊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亂。不過，他做出了正確的決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舉，在戰場上獨斷專行的環境下，碰到這種情況時，他可以把它頂回去。但是到了華盛頓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陣子，戰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達給予更多的承認。薩達姆作出反應，派兵鎮壓起義。在北方，庫爾德人試圖擺脫伊拉克的統治。兩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說，即使它們獲得成功，這也不是我國政策的目標。不過，布什總統慷慨陳詞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薩達姆，可能對叛亂分子起了鼓動作用。但是，我國的實際意圖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夠的實力，繼續對伊朗構成威脅，因為後者仍對美國抱著勢不兩立的敵視態度。

　　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無視反叛的庫爾德人日益惡化的困境。薩達姆殺了個回馬槍，將50多萬庫爾德人逐出家園，驅趕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長的山區。由於缺乏食物、住所和醫療條件，他們在這裡開始死去，死亡的人數每天達600人之多。布什總統指示我們開展名為「給予安慰」的救濟行動，由當時已晉升中將的約翰·M·沙利卡什維利領導。然而在這種荒無人煙的山區環境中，庫爾德人無法長期存活下去。他們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園。把他們送回去並保護他們不受薩達姆的報復是一項艱巨任務。

　　傑克·高爾文作為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從比利時的蒙斯發號施令，他對在該地區的美軍實施遙控。有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在華盛頓，傑克在比利時，倆人各在面前攤開一張地圖，在上面畫出一個「安全區」，即圍著伊拉克庫爾德人城市的一個地區，不准薩達姆的部隊進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紀20年代的一名英國外交官，在一家紳士俱樂部的桌布上勾畫出像約旦和伊拉克那樣的國家。我稱擔任泛歐角色的傑克·高爾文為「查理曼大帝」，並且告訴他，他現在成了名副其實的王國締造者。在劃出安全區以後，我們命令伊拉克軍隊撤出該地區。他們拒不從命。我們炫耀武力，他們就撤走了。在7個星期之內，「給予安慰」行動將近50萬庫爾德人送回了家園。我看著沙利卡什維利高度熟練地處理這種政治和軍事混亂局面，再次斷定：他是一名堪當大任的軍人。

　　部隊回國時，全國一片歡騰。我參加了芝加哥和華盛頓的祝捷遊行。在紐約百老匯大街遊行時，人們向我們拋投紙帶以示歡迎。阿爾瑪和我乘坐一輛白色的1959年「別克」牌敞篷汽車。在我們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們後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倫達。我們的保安人員要求男人穿著裝甲防彈背心。我說：「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夠豐滿的了。」諾姆同意，而切尼也依從我們的軍事判斷力。處於活動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動，這種場面我只在歷史書裡和歡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爾或麥克阿瑟凱旋的新聞片中見過。

　　諾姆是新澤西州人，我是紐約人，五彩繽紛的紙帶和紙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們的汽車上，氣球隨風飄蕩，成千上萬的人向我們熱情地歡呼。我們是兩個功成名就的家鄉人。在祝捷隊伍中遊行的海陸空軍將領還有：約翰·約索克、沃爾特·布默、查克·霍納、斯坦·阿瑟。我們大家只是真正英雄們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是第十八空降軍、第七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是飛行員、水兵和海岸警衛隊隊員，他們讓美國人民重新感到自豪。遊行隊伍中還有我們盟國的代表，有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老戰士，他們終於得到了早該得到的承認。

　　各軍種參謀長坐在看臺上，他們的貢獻大都未受到歌頌，但是他們極其出色地準備好了他們的部隊，並且向切尼和布什總統獻計獻策。全國人民感謝卡爾·沃諾上將、弗蘭克·凱爾索海軍上將、托尼·麥克皮克上將和阿爾·格雷上將，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戴夫·傑裡邁亞海軍上將和海岸警衛隊司令比爾·基姆海軍上將。「沙漠風暴」行動是協同配合的傑作，它涉及我國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以及在華盛頓的鮮為人知的國防機構，它們提供了後勤支援、情報、通信、地圖及所有其他許多不上光榮榜的勝利因素。

　　我們全體軍人得到了國務院、國防部和白宮的文職領導人的堅定支持。對表揚最受之無愧的當數布什總統。他實現了他的諾言：「不能按兵不動。」而且他領導一個世界聯盟取得了勝利。

　　慶祝活動的規格無疑超過了成就。我們不是打贏了另一次世界大戰。然而，在朝鮮的僵局和東南亞的長期苦難後，國家渴望勝利。我們為了一項崇高的事業以很小的傷亡為美國贏得了輝煌的勝利，美國人民再次愛上了他們的武裝部隊。我曾想過，如果我們這次得到了太多的頌揚，那麼多出來的那部分可算是彌補前幾次戰爭中我軍部隊打完仗歸國時受到的冷遇。

　　這年春季，我應邀在揚基體育場為揚基隊和芝加哥白短襪隊的季度首場比賽投第一個球。作為一個大學運動員，我的衝擊力不強，但我發誓我的投球卻很棒。後來，我沿著東河大道下行，凝視著河對岸巨大的百事可樂廣告牌。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時代，在百事可樂公司的裝瓶廠拖地板。翌日，我在沃爾多夫—阿斯特裡亞飯店向建設更美好紐約聯合會的早餐會發表講話。我說：「在我年輕時，我是國際工人兄弟會第812分會會員。這裡有812地方分會的人嗎？」我猜想他們未料到這一點，飯桌旁的工人兄弟會會員發出一陣歡呼。

　　此行最令人感動的部分是我回到香蕉凱利大街。在這社區開始變為盜賊猖獗的貧民區時，我父母離開了這裡。現在它正在復蘇。我們在凱利大街952號的老房子後來無人居住並被火燒壞了，最後被推倒了，在原房址上現在建起了新的花園公寓。我看到孩子們在凱利大街公園裡踢球和跳繩，而幾年前這裡還是一個垃圾場。

　　後來，我走過兩個街口，跨上莫裡斯中學磨平了的石階。木地板仍然嘎嘎作響，開啟和關閉高高窗戶的杆子仍掛在我記得的老地方。我即將在那裡發表講話的體育館散發著熟悉的汗味和消毒劑的氣味。我看到體育館內坐滿了人，大都是西班牙裔美國人和黑人。我回想起來37年前這裡的情景，就對他們說：「我記得這個地方，我記得達不到預定目標的那種感受。但是你們現在能夠達到了。在我上大學時，機會很有限。但現在機會有的是。你們能夠幹任何想幹的事，但是光想幹還不夠，光夢想還不夠。你們必須全力以赴地為之學習，為之工作和為之奮鬥。」

　　我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全國現役軍人現在都是高中畢業生，他們的畢業文憑證明一件事：他們具有堅持到底的動力和紀律。我向他們呼籲：「不要半途而廢。選擇一個行為榜樣，而且要不帶框框地選擇一個黑人或者白人，一名將軍或者教師，或者是將你送到這個世上的雙親。」我不知道那天我是否打動了某個年輕人。但是我決心在離開莫裡斯中學時給這些小夥子留下一個忠告：不要走可能受害的捷徑。要敢於選擇工作和獻身的更為艱難的道路，要敢於選一條通向某個目的地的道路。

　　我敦促年輕人可以選擇任何種族的人作他們的行為榜樣，因為我擔心，黑人自豪的令人欽佩的楷模會被誇大到造成孤立的極端地步。我舉雙手贊成向非洲裔美國人灌輸自豪感和傳統意識，特別是在年輕人中。我將當「野牛勇士」作為我的事業，以便黑人能夠回憶在他們歷史的另一篇章中自豪的過去。我希望年輕的黑人學習黑人作家、詩人、音樂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以及學習非洲的文化和歷史。與此同時，我們也得承認，美國的黑人孩子不去非洲某個地方闖蕩江湖，他們將不得不在美國的天地裡成就一番事業。

　　在繼承黑人遺產的同時，他們還應當瞭解我國民主的希臘淵源，我國司法制度的英國淵源以及所有種族和膚色的美國人對美國民族這幅豐富多彩的圖畫的貢獻。我對年輕的非洲裔美國人的忠告是，學會在你現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在你300年前可能出生的地方生活。文化差距太大，流逝的時間過長，因此非洲已不能向非洲裔美國人的心靈提供惟一的養分。推論同樣正確，年輕的白人將不會生活在全是白人的世界上。必須教會他們理解少數民族爭取與生俱來的權利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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