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52)_科林·鮑威爾

一五二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看，聯盟，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從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戰前，我收到了美國駐沙特阿拉伯大使查爾斯·弗裡曼發來的一份電報的副本。「由於種種原因，」弗裡曼說，「我們不能謀求伊拉克無條件投降並由我們佔領它。摧毀伊拉克或將它削弱到伊朗和（或）敘利亞不受它制約的程度不符合我國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話多明智啊。將伊拉克分裂為各自為政的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族政治實體，將無助於我們希望在中東地區建立的穩定。避免這種分裂結局的惟一途徑是主要由美國征服和佔領一個2000萬人口的遙遠的國家。我不認為這是美國人民會支持的做法。

　　當然，我們很希望看到薩達姆因給伊拉克帶來慘重的人員傷亡和巨大的破壞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而且，總統把薩達姆說成是魔鬼的化身，也無助於公眾理解為什麼允許他留在臺上。不過，這也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薩達姆倒臺，他必須由一個在某種沙漠民主國家中的傑斐遜的追隨者所取代，在這個國家中，人民在拜讀古蘭經的同時還閱讀《聯邦主義文件》。最後我們很有可能面對的是一個叫別的名字的薩達姆。

　　我在全國各地旅行時，一些人的父母親常常前來對我說：「將軍，我們希望你知道我們的兒子（或女兒）曾參加過海灣戰爭。」在我聽後總是有點擔心地問道：「我希望他們一切順利。」他們通常回答說，是的，並對他們家裡的軍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謝。在海灣戰爭中，共有147名美國人獻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從軍事統計的數字看損失不大，但對出事的每個家庭來說卻是一場悲劇。我會見過其中一些家庭，他們的不幸令人傷心。更令人傷心的是，本軍的火力造成大量傷亡，使這種悲劇悲上加悲。我感到寬慰的是，我無須對更多的父母親說這樣的話：「我很抱歉你的兒子或女兒在圍攻巴格達的戰鬥中犧牲了。」我堅守自己的崗位，支持總統關於何時和怎樣結束戰爭的決定。我為此而感到一種當之無愧的驕傲。

　　「沙漠風暴」不僅實現了它的政治目標，而且它開始扭轉中東長期敵對的氣氛。約旦國王侯賽因和巴解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是在海灣戰爭期間對伊拉克立場表示支持的惟一兩個主要的阿拉伯領導人，倆人的地位都因他們的立場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後，他們試圖與以色列和他們的其他鄰國達成和解。「沙漠風暴」後舉行的馬德裡中東和會，開始了這樣一個進程，它導致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于1993年9月達成了歷史性的協議，並且導致侯賽因與以色列於1994年10月締結了和約。美國今天享有「沙漠風暴」前得不到的進入該地區的權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質也在衝突結束後獲釋。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處境孤立，並繼續處在聯合國檢查人員的監督之下。這樣的底線不算壞吧！

　　我對當代世界數一數二的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對「沙漠風暴」的評論感到滿意。基根寫道：「不管說了哪些趕時髦的話，海灣戰爭確實是一次周密規劃和打得很漂亮的軍事勝利。」它實現了軍事行動的最高目的：「為了維護秩序而戰。」

　　報道戰事的許多記者和他們在國內的媒體老闆都抱怨說，軍方對他們控制過嚴。他們不能到新聞消息源組織採訪新聞。沒有軍事護衛人員，他們不能到戰場實地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傳奇記者厄尼·派爾曾經從歐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灘頭堡發送消息，批評我們的人拿他作為例子當面指責我們。然而，新聞媒體對「沙漠風暴」的報道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2500名特派記者中，高峰時共有1400人群集到戰場採訪。

　　不妨將這一數字與過去的數字比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諾曼底進攻日開始時同首批攻擊部隊一起上岸的只有27名記者，越南戰爭高峰時在越南採訪的記者不及這次「沙漠風暴」期間在戰地採訪的記者的四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保密起見，厄尼·派爾和他的同行曾受到極嚴格的新聞檢查。而在海灣戰爭中，新聞報道僅軍方檢查有無洩密情況。在由新聞消息源組織記者呈報的1350篇書面報道中只對一篇報導作了修改以保護情報來源。在「沙漠風暴」中，我們一方面要保守軍事機密，另一方面還要接待有史以來陣容最龐大的戰地採訪記者。

　　不論是好是壞，瞬時圖像通信使我們時代的新聞報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採用坐噴氣式飛機旅行、衛星傳輸和小型攝像機，可以像有線新聞電視網那樣進行晝夜24小時的實況報道，而且消除了記者與讀者之間舊式的印刷媒體編輯手續。

　　電視的直觀性使那些老派的盛氣淩人的記者的日子更難過。過去，記者們可以耍弄手腕，以粗暴尖刻的方式提問一些強硬的問題，以便弄到報道的素材。他們用什麼手段和方法無關緊要，因為誰也看不見記者本人，大家看到的只是經過編輯整理、加了鮮明標題的新聞報道。但是現在，公眾能收看到記者的採訪活動，看到他們大聲喊叫或有時提出一些無理的問題時，即使最優秀的記者有時也會給人以壞小子的印象。

　　當切尼、諾姆和我上電視時，我們已知道個中奧秘：我們講話的聽眾不僅是聚集在面前的記者，還有其他四類人——美國人民、外國人、敵人和我軍部隊的官兵。例如，我決不會為取悅國內聽眾而講些激怒伊拉克的話，反之亦然。在地面攻勢開始前夕，我收看《週六夜生活》節目時，就知道我們已經取得了輿論對「沙漠風暴」行動的支持。在這一節目中，一位陸軍公共關係軍官「皮爾遜中校」穿著沙漠迷彩服出現在記者招待會上。像往常那樣，許多人舉手大聲向他提問：「上校，你說我軍在哪個地方最容易遭到攻擊？」「我們打算兩栖進攻科威特嗎？如果進攻，將在什麼地方？」「我們打算哪天開始地面進攻？」對觀看過在新聞發佈會上實際提問場面的任何人來說，都感到在這歡鬧之中有一種真實之感。這一次，是報紙記者而不是《比特爾·貝利》連環漫畫中某個不稱職的哈夫特拉克將軍成了諷刺的印象。

　　在海灣戰爭期間，我們對軍方發言人都進行了試聽。在這24小時電視報道的世界上，我們已不能隨便安排個人面對攝像機的鏡頭，不管他消息多麼靈通。我們看中了聯合參謀部作戰主任湯姆·凱利中將，讓他擔任五角大樓的新聞發佈官，因為凱利不僅知識淵博，而且看起來像情景喜劇《歡呼》中的諾姆，是人們可以與之交心和信得過的好人。凱利的新聞發佈工作的夥伴邁克·麥康納爾海軍少將是位絕妙的陪襯角色，他總是使凱利身邊的賢人具有學究式的權威性。

　　諾姆·施瓦茨科普夫與我相距8000英里之遙，倆人觀看了海軍陸戰隊準將理查德·B·尼爾在利雅得首次向記者通報情況。他是我們試聽過的第三個人。記者們對尼爾有點不大客氣，但是尼爾表現出了無所畏懼的誠實。在尼爾首次露面後，我給諾姆去電話說：「我想你給自己物色了一位明星。」理所當然，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戰鬥。但在這種新的媒體環境下，我們得向昔日的克勞塞維茨學點東西：如何使人民理解和支持我們所做的事情。戰後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我們沒有徒勞。這些調查表明，參加民意測驗的美國人中，百分之八十認為海灣戰爭的新聞報道達到良好或優秀。

　　施瓦茨科普夫早在凱旋歸國前，就想同我討論他的前途問題。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這一令人嚮往和受人尊敬的職務已經給了傑克·高爾文將軍。我說：「你也許能在某個時候當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但我還未到讓位的時候。當然，沃諾快退休了。這將騰出陸軍參謀長的位置。」諾姆回答說他也許感興趣。我說：「當然，不過我得告訴你我的真實想法，現在是你激流勇退的最好時間。你在國外時間不短了。你猜不到在你回國時將會遇到什麼情況。你現在是全國上下崇拜的偶像。人們都在為你發瘋，對你欽佩得五體投地。」我知道，五角大樓中現在沒有一個職位大得足以容得下像他這種名聲和地位顯赫的人。我說：「你在軍隊中已幹了35年。現在外邊有各式各樣的單位都想請你去，是離開軍隊的時候了。」

　　過了沒多久，施瓦茨科普夫同其他朋友交談以後，回電話給我說：「我打算退休，我瞭解你們這幫傢伙今後幾年準備幹些什麼。你們將裁減軍隊，把軍隊弄得七零八落。我可沒有幹這種事的胃口。而且我不想同該死的政客們打交道，也受不了你們面對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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