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42)_科林·鮑威爾

一四二

　　我現在仍認為，制裁是國家武器庫中一件有用的武器。例如，制裁有助於加速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破產。但是，制裁只對那些把其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領導人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因為制裁對人民和國家的損害比領導階層大得多。現在的問題是制裁常常用來對付那些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權力的寡頭身上。既然這些領導人仍有房子住，有飯吃，有車坐，而且手中還有權，制裁就很難對他們起作用。薩達姆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布什總統公開地把薩達姆說成是魔鬼，正如他對曼努埃爾·諾列加所做的那樣。「我們正同再生的希特勒打交道，」他有一次這麼說，並把薩達姆描繪成是「一個毫不通人性的暴君」。我向切尼和斯考克羅夫特建議要他們設法勸總統說話冷靜些。不是說對薩達姆的指責不對，而是把他講成魔鬼似的說法使我感到不安。我寧願在談話中用「伊拉克政權」或「侯賽因政權」。我們的計劃只是打算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它不包括推翻薩達姆的專制制度。在這個範圍之內，我們不可能提著薩達姆·侯賽因的腦袋來見喬治·布什。為了提高公眾的期望值，把這個人說成是魔鬼化身而又讓他留在其位，這樣的做法我認為是不明智的。

　　那年秋天正當全國面對戰爭的前景時，戰爭的現實感因一件令人難忘的電視系列片而被渲染得淋漓盡致。在那年的早些時候，我應邀就布什家人在白宮安排的林肯歲月活動發表演說。我站在東廳內與一個年輕人談話，我說：「那個時期使我著迷。」這個人說：「的確如此，您知道，我正在創作一部有關內戰的電視系列片。您是不是想看看我們迄今已拍完的錄像帶？」

　　這就是我怎麼首次認識肯·伯恩斯和得知他的現已聞名遐邇的紀錄片的情況。我全家人看了伯恩斯所贈錄像帶後深受感動，以致我告訴總統說，我們一家人盯著電視機連看了幾個小時。他要求他也看看錄像片。我把錄像帶送到白宮，而他和巴巴拉對這部片子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再也要不回來錄像帶了。在肯·伯恩斯完成整個系列片後，他送我一套完整的片子。我把這套錄像帶給了切尼，他以1990年聖誕禮品轉送給了諾姆·施瓦茨科普夫。從9月23日全國播放該節目的時候起，全國觀眾連續5夜如醉如癡。我有一次在我們的電話交談中向諾姆說：「至少人民現在知道了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回答說：「他們真他媽幹得棒。」這時候他自己的準備工作正在加速進行。

　　施瓦茨科普夫後來寫信給肯·伯恩斯說，他的《內戰》影片加強了他的決心，要把傷亡降低到最低限度。多虧了伯恩斯的藝術才能，億萬美國人懂得了：是的，你要為崇高的原則進行戰爭，但你不應該抱著羅曼蒂克的幻想去進行戰爭。

　　處在壓力之下的施瓦茨科普夫簡直像是一座活火山。我經常在越洋電話中與滿嘴髒話的他高聲對嚷，倆人都滿嘴髒話。這類咒駡無傷大體。怒氣一消，仍然相互尊重，而且友情與日俱增。我認識到他發怒的根源。大發雷霆起到了防止沮喪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他的部下備受他的斥責，但依然一片赤誠，忠心耿耿。然而，他的壞脾氣真夠可以的，他還敢向上發脾氣，主要是他認為他的處境和需要不是總能得到華盛頓的理解。他能向誰抱怨呢？國防部長？合眾國總統？都不能，所以他沖著我來了。

　　我理解這一點，但切尼一再要我保證我們派駐利雅得的指揮官是合適的人。切尼是一個作風直截了當的人。在他與諾姆第一次去沙特阿拉伯說服法赫德國王尋求我們的幫助之行中，他向我提到有兩件意外的事使他惱火。在飛往沙特首都歷時15小時的航程中，乘客們排隊挨個進洗手間。據切尼講，一個少校最後擠到前面，到那兒後就高聲喊：「將軍！」他在那裡為諾姆占了個位置。在同一旅途中，切尼說他曾看到一名上校雙膝跪在機艙內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弄平整。

　　此行之後，有幾次切尼問我有關諾姆的情況。不久前，他曾說過：「這事要全力以赴，你知道。總統全靠這一著了。你是否絕對信任施瓦茨科普夫？」

　　切尼的問題並非特別具有破壞作用，有關諾姆粗暴對待部屬的消息不可避免地傳回華盛頓。切尼不常與他打交道，而我天天與他通話。因此，切尼依賴我的判斷，我告訴他，我對諾姆絕對信任。

　　雖然如此，一個好的指揮官在他的腦海深處總要考慮所屬官兵的替換問題。人可能心臟病發作；他們可能被車軋死；士兵可能被子彈打死，如此等等。在巨大壓力下諾姆也不是完全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他已經好幾次因患流感而病倒。一次，我不得不堅持要他離開崗位，好好休養一下。然而，儘管諾姆脾氣火暴，有時裝腔作勢，但他是一個傑出的軍官、一個天生的領導人和一個海灣地區的老練的外交家。他是在恰當崗位上的恰當的人，我很高興時常重複向切尼做出這樣的保證。

　　12月3日，星期一，切尼和我到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參加有關「沙漠盾牌」行動的聽證會。因為薩姆·納恩主席反對沒有充分運用制裁就在科威特問題上動武開戰，我們的證詞要被他們接受是相當困難的。納恩的理由是，要給制裁措施所需的足夠多的時間，以便讓它發揮作用，而這對我來說像是進入一條看不到頭的隧道。我回顧了多國部隊的集結情況，而且我對我們面臨的情況做了冷靜而實際的評估。伊拉克是世界第四軍事強國。部署在科威特境內和周圍的薩達姆的軍隊達45萬多人、3800多輛坦克和2500多門火炮；此外，他已宣佈再派25萬部隊來增援。還有，伊拉克的生物戰武器庫和薩達姆對核作戰能力的狂熱追求都像是遊蕩在沙漠上空的幽靈。如果戰爭來臨，我無意讓該委員會的任何人認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打贏。

　　那天晚上，我和阿爾瑪飛往倫敦。我是應下議院議員、溫斯頓爵士的孫子溫斯頓·S·丘吉爾的邀請到威斯敏斯特宮向議員們和英美議會團的成員致詞。我發言所在的房間像是一個小型的下議院會議廳，我在那裡闡述了在海灣地區的軍事行動和基本兵力概念。當我在這個西方民主的發祥地講話之際，我出生在一個小小的熱帶殖民地上的父母親的恭順的英國臣民形象在腦海中倏然而過，我但願他們能看到命運是怎樣安排他們的兒子的。

　　對我下一個會見的人我感到好奇，那時他就職不到一周，而且對他來說，我成了他的第一個外國來訪者。約翰·梅傑在唐寧街10號會客室裡接見我，陪我前往的有行政助理迪克·奇爾科特上校、英國國防國務大臣湯姆·金，以及與我職務相對應的英國國防總參謀長、皇家空軍元帥戴維·克雷格爵士。47歲的梅傑看上去有點稚氣，與令人敬畏的撒切爾夫人完全不同。然而，在首相溫和的外表下，我察覺到他有一股剛毅之氣。梅傑連珠炮似地問了我幾個問題。在海灣地區部隊訓練得怎麼樣？伊拉克軍隊對空中攻擊會做出怎麼樣的反應？戰爭要持續多久？他一領會到我的意思，馬上就打斷我的回答，緊接著提出下一個問題。一名助手進來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首相不得不離去。他熱誠而乾脆地結束了這次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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