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37)_科林·鮑威爾

一三七

　　班達爾和我達成了一項最後的君子協定。如果由於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沙特人之間的性行為產生了任何麻煩，他就打電話給我並讓我們迅速將該美國人送回國，在伊斯蘭法實施之前由我們自己給予他適當的紀律處分。結果是在這方面引起的麻煩最少。美國軍隊在這個地區的違法事件的比率低於通常的比率。我為他們的遵紀守法感到驕傲。但是，坦率地講，良好行為的部分原因是出於另一條阿拉伯戒律：我們不准駐在沙特阿拉伯的美軍人員喝任何帶酒精的飲料。

　　在我訪問期間，士兵們關心的主要問題是輪換問題。呆多久其他人才來替換他們？這一問題觸及我們所作承諾的核心。總統是不是要等到長期制裁宣告結束？如果是，那就需要進行部隊輪換。或者總統是不是會決定發起進攻？如果是，那可能意味著部隊要在這裡呆一段時間。我不知道我們要讓幾十萬不安的年輕美國官兵在那兒呆多久。他們頭頂熾熱的太陽，受制於伊斯蘭的清規戒律，心裡卻不知道他們的政府將怎樣行事。

　　在沙特阿拉伯，我目睹了大規模兵力集結的開始階段。盟國軍隊也開始來到，英國是第一個。海灣國家投入了一支聯合部隊。法國、加拿大、意大利、埃及、敘利亞和其他國家，也投入了兵力。最終共有28個國家派兵參戰，不能派出部隊的國家則給了財政上的支援。

　　多年來我們在北約一直計劃打大規模的聯盟戰爭。但我們想定的戰爭是在山林之中與蘇聯對手作戰，而不是在沙丘上與阿拉伯敵人作戰。從危機爆發時起，我就花了很多時間與北約組織國家或其他盟國的對等職務的人聯繫，或者在電話上與他們打交道。每個國家都有一個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相當的人對其政治領導人負責，就像我對切尼和布什負責一樣。很幸運，對這次冒險活動投入很多的盟國都擁有其傑出的防務領導人。英國皇家空軍元帥戴維·克雷格爵士和我關係密切。我和法國的莫裡斯·施米特上將、意大利的多梅尼科·科爾喬內上將、加拿大的約翰·德沙特蘭上將，以及土耳其（該國為我們提供基地）的多甘·居雷斯上將都有著牢固的關係。

　　領導這麼一支多國部隊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所面臨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參加海灣戰爭的每一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都希望確知它的軍隊將被怎樣使用。施瓦茨科普夫的最偉大的一個成就是能把這麼多複雜的軍隊融合成一個戰鬥集體，而不觸犯幾十個國家的元首的尊嚴，在這方面他表現出了傑出的才能。

　　施瓦茨科普夫還善於同他的阿拉伯主人打成一片。他年輕時曾生活在該地區，並認真學習過阿拉伯文化。魁梧而不信教的諾姆能與阿拉伯人坐下來喝茶，並像深交朋友一樣與阿拉伯的上流人士親切交談達數小時。他成了法赫德國王最喜愛的一個人。班達爾的同父異母兄弟、空軍中將哈立德·本·蘇丹親王被任命為阿拉伯各國軍隊的總司令，並成為施瓦茨科普夫與皇族的聯繫紐帶。儘管偶爾有些爭執，但倆人能順利地共事。哈立德具有皇室的影響力，能把事情辦成。他也是大個子，很有韌性，與諾姆共事堪稱旗鼓相當。

　　9月15日，星期六夜晚，我結束了馬德裡和中東之行回到了家中，我盼望著過一個安靜的星期天，消除時差造成的疲勞。但事與願違，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去廚房喝咖啡，阿爾瑪已坐在桌旁，並指著《華盛頓郵報》的頭版給我看，標題是《一旦戰爭爆發，美國將依靠空襲》這在當時是最糟不過的信息了。總統已經受到有關空中力量的過分渲染的影響。在一次會議上他告訴我，「科林，從來還沒有對這些人認真地轟炸過。班達爾對我說，只要幾顆炸彈，他們就會垮掉。穆巴拉克、土耳其的奧紮爾，他們大家也都對我這麼說。24小時之內我們就能把他們打垮。」

　　我理解他的急切心情。他不知道他為源源不斷地向遠方防區運兵、建立國際聯盟和保住公眾的支持所做的努力能維持多長時間。空襲具有很大吸引力，它能神速地像動外科手術一樣一舉徹底解決問題，我們可能會憑藉空軍贏得一場戰爭，儘管迄今為止，從來無人做到這一點。我告訴總統說：「利用空中力量的麻煩是，你把主動權交到敵人手中，由他決定到什麼時候才算受不了了。」我們正在計劃一場全面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太空——戰爭，要打掉薩達姆手中的決定權。

　　給《華盛頓郵報》提供消息的是邁克爾·杜根上將，他在3個月前剛接替拉裡·韋爾奇的空軍參謀長職務。他也是剛結束沙特阿拉伯之行歸來，在旅行途中他會見記者，同他們進行了連續數小時的准予發表的談話。這是一種極其勇敢的行為，但不太慎重。關於他向記者們講的話，我以前曾兩次告誡杜根，指出他的講話與政府的政策不一致。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還不到10天的時候，他公開聲稱空中力量能解決問題。尤其嚴重的是，《華盛頓郵報》援引杜根的下述談話，說什麼「空中力量是我們國家現有的惟一解決問題的手段」；什麼以色列人曾告訴他「傷害薩達姆的最好辦法」是以他的家庭、私人衛隊和他的情婦為打擊目標；什麼杜根並不「擔心」在選擇轟炸目標時受到的政治制約；什麼伊拉克空軍只有「很有限的軍事作戰能力」；以及什麼伊拉克陸軍「沒有戰鬥力」；如此等等。《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最後援引杜根對駐紮在沙漠中的一個F—15戰鬥機中隊所講的話：「美國人民將支持這一作戰行動，直到把屍體袋送回國為止。」

　　在這一篇報道中，杜根把伊拉克軍隊說得不堪一擊，還說什麼美軍指揮官聽從以色列的勸告，這一看法對我們力圖建立的阿拉伯聯盟是致命的破壞。他提倡進行總統行政命令禁止的政治暗殺。他聲稱空中力量是惟一的選擇方案，並擺出一副憂傷的樣子說，美國人民不會支持政府的其他任何戰略。杜根並不是指揮班子中的成員，他無論如何不應對作戰問題妄加評論。他的講話顯然是為爭奪空軍的榮耀。在一次訪談中，說了這麼多失策、輕率和狹隘的話，這在美軍高級軍官中是絕無僅有的。

　　我打聽到杜根當時正在佛羅裡達州參加一個會議，便打電話把他從熟睡中叫醒。我說：「邁克，你看過《華盛頓郵報》沒有？」

　　「沒有。」

　　「那麼，讓我讀給你聽聽。」我逐段地讀了這則報道。他似乎並不在乎。

　　我隨後打電話給切尼，他也沒有看過《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我們碰上麻煩啦，」我告訴他。他說，在他讀了這份報紙後就回電話給我。

　　切尼很快就給我打來了電話：「真愚蠢，愚蠢，愚蠢透了！」

　　「你想怎麼處理？」我問。

　　「我將通報斯考克羅夫特，隨後我要沿著切薩比克—俄亥俄運河邊散散步。」他回答說。

　　我再次打電話給邁克·杜根，告訴他我已經跟切尼談了，並要他做好思想準備。我知道那天上午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參加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向全國」節目，政府官員在屏幕上出現的一個傳統作用是對有負面影響的週末報道實施「損失控制」。我說：「等著挨批吧，如果在電視廣播網上出現，不必驚慌。」

　　邁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準備。」

　　不出所料，斯考克羅夫特堅決駁斥了杜根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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