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38)_科林·鮑威爾

一三八

　　在接著到來的星期一早晨7時45分，我正坐在辦公桌前工作，仔細閱讀夜間的情況報告，並透過我的單向透明的聚酯薄膜窗戶看到乘班車的人紛紛來到，這時候切尼打來電話。他要我馬上去見他和副部長唐·阿特伍德。我剛關上門，切尼就說：「我要撤邁克·杜根的職。」

　　「迪克，」我說，「我們能不能談談這件事。」

　　「我要撤杜根的職。我對他已失去信心。」

　　「我們要確保罪有應得。」我說。我注意到切尼的表情陰沉得像是硬化了的水泥板。

　　「你一離開這房間，」他說，「我就打電話給杜根，我要撤他的職。」我設想——後來證明正是這樣——切尼已經獲得總統的批准。

　　在切尼手下，如果你犯了嚴重錯誤，他總是要做明確處理的。我當時的工作是開始物色一個接替人，因為在五角大樓日落以前杜根就將離職。早些時候，在一次太平洋之行中，我會見過梅裡爾·「托尼」·麥克皮克上將，一個精悍的戰鬥機飛行員，54歲，精力充沛，富於想像力。有人曾提醒我，麥克皮克是一個機靈鬼，他能一下子想出10個主意，其中只有3個可能是正確的。我想，出主意能達到這樣的成功率就算不錯了。他思路活，不是一個庸才。於是，我向切尼和空軍部長唐·賴斯推薦了麥克皮克。恰好正中他們的意，這樣托尼就成了新的空軍參謀長。杜根即將被另一個空中力量擁護者所接替，我希望後者會更謹慎一些。

　　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困惑不安。9月24日我到切尼辦公室說：「迪克，總統確實越來越急躁不安了。他老問，我們究竟能不能靠空襲把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

　　切尼說：「是的，他擔心他的時間越來越少了。」我倆都理解總統的焦躁不安。早在8月15日我就對他說過，他不得不等到10月的某個時候才能決定是繼續制裁，還是打仗。喬治·布什對「沙漠盾牌」行動已投入了大量政治資本，他的政府在處理國內事務方面幾乎已陷入停滯狀態，因為海灣問題佔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他不認為他能無限期地攏住國際聯盟。

　　我問切尼：「您知道諾姆、軍種參謀長們和我是怎麼想的？在沒有部署好能確保勝利的兵力以前，我們不應發起攻勢。而這需要花時間。」

　　「那你想怎麼幹？」切尼問。

　　我說：「目前我們的政策是希望制裁起作用。」但是到下個月總統就必須決定是繼續制裁，還是不斷加強兵力以進行戰爭。「我想我們有必要向他較詳盡地闡述長期的制裁和絞殺是怎樣起作用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擺明有利和不利之處，這樣總統可能會採取除戰爭以外的辦法。我接著說：「與此同時，兵力集結應繼續進行。」我已與日克和斯考克羅夫特討論過這類辦法。貝克感興趣，但斯考克羅夫特與布什有同感，對長期制裁缺乏信心。

　　切尼說：「今天下午總統有時間，我們去他那兒，你可向他擺明全部情況。」在迪克和我去橢圓形辦公室之前，我只有匆忙寫些發言要點的時間。

　　那是一個溫暖和令人發困的秋天的下午。總統坐在桌旁正與斯考克羅夫特和蘇努努談話。國務卿貝克和國家安全班子的其他成員都沒來，因為這是一次臨時的碰頭，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策會議。我發現布什有點心不在焉。我沒有把握說總統是否願意聽我們說。那天的晚些時候，他將會見南非總統德克勒克，並就一項預算問題與國會進行談判，這項預算將使他的「絕不再征新稅」的保證付之東流。

　　「總統先生，」切尼說，「主席有些想法要給您說。」總統向我點頭，示意要我講。

　　「先生，」我開始說，「您仍有兩個基本方案可供選擇。第一個方案是軍事進攻。」我向他介紹了整個的動員時間表。還說明如果薩達姆企圖再次挑釁，需要我們迅速反應的話，我們已制定好一個對付他的空襲方案。接著我說：「我仍建議我們要為進行一場大規模的空陸海聯合作戰繼續做準備。如果您在10月決定採取軍事進攻方案，我們能準備好在1月份的某個時間發起攻擊。」

　　第二個方案是制裁。我說明在繼續實施制裁時，我們將怎樣維持我們在沙特阿拉伯的防禦態勢。即使我們的兵力已經增加到可實施進攻的規模，我們也能一步步降低到防禦水平。通過我們的防禦戰略和實施制裁來遏制伊拉克的進一步侵略，仍然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方案。「當然，這個方案有嚴重的不利方面。」我承認這一點。制裁把主動權讓給了伊拉克，由伊拉克決定到什麼時候它才算受不了而需要採取行動。歷史還告訴我們，制裁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當真起作用。現在我對到底走哪條路——戰爭還是制裁，尚無定見。我只是認為這兩個方案必須全面地和公正地予以考慮。幾周之內無需總統做出決定。

　　我講完之後，總統說：「謝謝，科林。這很有用，很有意思。從各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是有好處的。但我確實認為，我們沒那麼多時間等著制裁發揮作用。」他說完話後，會議即告結束。

　　鮑勃·伍德沃德在他的《統帥們》一書中對橢圓形辦公室裡的這一場景做了戲劇性的描繪（他把它說成是發生在「10月初」）。伍德沃德說我要促使總統在海灣採取一種較少侵略性的方案，但又不敢充分闡述自己的觀點，因為當時在場的顧問們沒有一人支持我。在他的書出版後，談論鮑威爾是個「不想打仗的軍人」大有人在。戰爭是罪過啊！戰爭是死人的遊戲，而我認為不應輕率的犧牲美國人的生命。那天我的職責是向國家文職領導人闡明所有的選擇方案。在我們民主國家裡，決定進行戰爭的是總統，不是將軍們。我盡了我的責任。制裁時鐘上的時間正在嘀嗒嘀嗒地走過。如果總統是正確的，如果他決定必須進行戰爭，那我的工作是確保我們準備就緒、投入戰爭並取得勝利。

　　10月初，我陪同一位蘇聯將軍到北達科他州埃爾斯沃思空軍基地參觀一個導彈發射井，那裡面有一枚瞄準蘇聯的導彈。我還帶他去科羅拉多州北美防空司令部，在這個秘密的隱蔽之處，我向他解釋我們是怎樣跟蹤從他的國家打過來的導彈的。我陪同的這位貴賓就是蘇軍總參謀長米哈依爾·莫伊謝耶夫大將。在海灣地區美軍部隊正如火如荼地集結之際，我陪他周遊美國各地，這是一種干擾，但卻是必要的。在建立我們和蘇聯雙方所希望的新的和諧氣氛中，個人關係極為重要，特別是鑒於在海灣危機中他們第一次與我們進行迄今為止最有效的合作。

　　我第一次在維也納會見莫伊謝耶夫時產生的好感，至今猶存。我喜歡和佩服這個人。除了必要的對美國軍隊的廣泛參觀外，我還要莫伊謝耶夫體察日常的美國，帶他去感覺它、認識它、接觸它，以瞭解自由社會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每當我帶他去看一個軍事設施或向他展示一個武器系統時，他總是顯得非常厭煩地說：「是的，我們也有，而且更好。」

　　在莫伊謝耶夫和他的夫人加林娜·約瑟夫娜到達美國後的第二天，即10月1日，我喚醒住在博林空軍基地要人區的這位將軍，帶他去訪問我喜愛的華盛頓名勝之地。陪同我們的譯員仍是彼得·阿法納先科，他是我們的一個同伴又是俄語和俄國精神文化的學者，與他在一起總有一種愉快之感。在沉寂的晨曦中，我們首先參觀了傑斐遜紀念堂。因為傑斐遜是我特別景仰的開國先輩中的英雄。我特別讚賞他在擔任總統職務時的謙虛態度。他在首次就職演說中講道：「我以遵從此職務而起步，當你們明智地在你們力所能及範圍內推出更好的人選時，我就準備退出此職務。」在同一篇演說中，他還道出了使每一個擔任過公職的人都感到真切的有關公職的現實主義思想。「人孰無過，當他從這個職務上卸任時，極少還有著他上任時的聲譽和好感。人貴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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