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31)_科林·鮑威爾

一三一

　　大約在這時候，琳達又交了一次好運。她去加利福尼亞一個月參加拍攝一套夏季的替補性系列片。在那兒的時候，她曾被邀請出席在阿諾德·施瓦策尼吉爾和他夫人瑪麗亞·施賴弗家裡舉行的宴會。琳達能真切地感受一下好萊塢的生活使她興奮不已。但是，她認定好萊塢不大講求實際，而寧願回來在東部地區從事她的事業。坦率地說，我松了一口氣。

　　迪克·切尼敦促我繼續完善「基本兵力」的思路，儘管他還有保留意見。作為我的宣傳工作的一部分，我同意在5月3日分別會見兩名報道五角大樓情況的記者——《紐約時報》的邁克爾·戈登和《華盛頓郵報》的R·傑弗裡·史密斯。我向他們兩人承認，要說通內部的人很難。我告訴史密斯，「我試圖使國防部確信：軍事威脅確實不同了。」史密斯一個勁兒地催促我拋出硬新聞，說我到目前為止所講的話都太軟了。我提出的削減幅度有多大？他問。我拒絕講具體數字，但史密斯一個勁地追問。最後，我遷就了他說：「可能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5月7日《華盛頓郵報》頭版新聞報道說，「我國的最高級軍官」預測，改組了的軍隊可能使「國防預算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我很驚訝我的議論居然引起了轟動。不僅《華盛頓郵報》登載了，後來《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幾家大報，甚至倫敦的《經濟學家》週刊都發表了我的講話。

　　狡猾的國務卿吉姆·貝克打來電話向我祝賀，這暗示我可能要遇到麻煩。而我擔心的是切尼的反應，他也公開提出要削減五角大樓的預算，但在今後6年內將通貨膨脹計算在內每年只削減百分之二。迪克·切尼不是一個喜歡部下同他唱反調的老闆。在《華盛頓郵報》報道刊出的那天，我們會面時，他只說了一句：「很不錯的文章。」然而，隨著這一天慢慢地過去，不同的意見開始紛紛而來。我通過五角大樓的小道消息得知參謀長們都不高興，因為我提出的削減幅度太具體了。國會山保守的共和黨人士質問切尼，當總統自己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說要做更大的削減時，他們怎麼能維護總統的預算。我們的北約盟國也表示不滿。當美國準備這麼大幅度地裁軍時，他們怎麼能向議會要求批准龐大的軍費開支呢？

　　次日，部長召我到他的辦公室，他皺著眉頭，面色不悅地說：「我們得談談你向記者說的話。」

　　「是，長官。」

　　「我必須知道你是否支持總統。我需要確切知道你是否與總統一條心。」

　　我驚得目瞪口呆。我審慎地停了一忽兒才回答說，「可能我的話講得太早了。」然而，我對記者所講的話確實是軍隊面臨的危機徵兆。我很抱歉由於自己講話不慎給總統添了麻煩，「但決不存在我是不是一條心的問題。」我說。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眼看空氣會燃燒起來似的。然而，我們兩人都有足夠的自控能力，不會使情況失去控制。接著，我們又繼續研究「基本兵力」的問題，力爭達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削減幅度。

　　從我發起在利文沃思堡建立紀念「野牛勇士」的塑像運動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7年。在我脫手前，我把接力的火炬傳給了陸軍文職官員、現國民警衛隊準將阿朗索·多爾蒂。朗尼竭盡全力，但因支持的人不多和捐款少，計劃被擱置下來。後來，有名黑人海軍軍官卡爾頓·菲爾波特海軍中校作為指揮與參謀學院的教官來到利文沃思堡。他對「野牛勇士」計劃著了迷。他接過這個奄奄一息的工程項目，並使該項目重新恢復生機。他不滿足於豎立一個騎馬戰士的塑像。他要建立一個有波光粼粼的池塘和塑像的公園。他要建立一個基金會，以便成立「野牛勇士」博物館和支付黑人軍事史教育計劃的費用。菲爾波特與我聯繫並要求我重新參加這一募捐運動。我問他計劃要花多少錢？他說：「50萬美元。」我一時語塞，但同意盡力而為。

　　富有的《電視指南》出版商沃爾特·安嫩伯格是前駐英大使。在裡根執政時期，我在赴加利福尼亞之行中結識了安嫩伯格和他的夫人李。我寫信告訴他有關我們在利文沃思堡的夢想。他回電話說，我們所談的這類紀念公園花50萬美元是拿不下來的，大概需要85萬美元才可能辦得到。雖然這不是我想聽的消息，但安嫩伯格答應如果我們能籌到相當的經費，他先捐助25萬美元。

　　於是，募款便成了我的業餘工作。捐款陸續到來，表兄布魯斯·勒維林捐了2．5萬美元；著名的紐約慈善家、軍隊的朋友紮卡裡·費蒂爾捐了5萬美元。幾個月後，安嫩伯格再次打來電話。他說，他討厭事情老拖著，並問「野牛勇士」紀念館的募捐運動進展如何？我向他介紹了取得的一點進展。他說，他對這個計劃深信不疑，並希望看到該計劃有大的進展。他將很快送來一張款額為25萬美元的支票。我們以後只需操心籌措餘下的款項。

　　多虧了安嫩伯格的助推起動，我才能夠於7月28日前去利文沃思堡參加破土奠基儀式。軍樂響亮，旌旗招展，我站在昔日曾是黑人騎兵兵營的荒地上。出席儀式的顯要人物還有利文沃思堡司令官倫內德·威沙特中將、菲爾波特海軍中校和多爾蒂準將。但那一天真正的明星是軍士長威廉·哈林頓和上士伊萊沙·基爾斯。他們都已95歲，是很久以前純黑人團的真正的野牛戰士。當我握著他們滿是老繭的手時，我油然聯想起我的過去，想起中尉弗利珀，想起那些曾在西部平原浴血奮戰、在聖胡安山衝鋒陷陣的黑人。歷史差點忘記了他們的存在。當我們拿起鐵鍬舉行破土儀式之際，這兩位老戰士的故事將填補這段歷史的空白。

　　6號的房子是一座堅固的磚石結構、並帶有一個寬敞陽臺的建築，它坐落在邁爾堡古建築區的格蘭特大街上。該住房以19，202美元的費用建於1908年，它是供兩個中尉家庭合住的宅第。1961年，6號翻修改裝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官邸。在6號官邸後面有兩個車庫，我把我的「富豪」車停在裡面，並在那裡修理車輛。我還設法說服鄰居們讓我把我的另外一些成人用的玩意兒放在他們的車庫裡。

　　我喜歡把外國客人帶來6號官邸共進午餐或晚宴。爾後，我領他們出來，極目遠眺，美國歷史的縮影盡收眼底。站在俯視波多馬克河的寬廣的草坪上，我會指給他們看國會山、傑斐遜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並一一講述其歷史。但美中不足，一棵新長大的樹恰恰立在中央，破壞了全景。而且這棵樹還越長越高。一天，我召來我的助手蒂姆·利夫西少校，對他說：「利夫西，那棵樹必須砍掉。」

　　利夫西吃了一驚，說：「長官，您難道真的要砍掉一棵樹嗎？」他快速地報告出我將面對的反對者——營區工兵主任、公共事務官員和初露頭角的環境保護主義者。他提醒說，還要設想風聞此事的《華盛頓郵報》。

　　「那棵樹越長越大，它破壞了華盛頓最美好的一景，」我說，「通知營區工兵主任砍掉它。」

　　邁爾堡的工兵主任做出了決定——計劃在地球保護日砍樹！我想與其說決定砍樹，不如說決定不砍樹，這活像前幾年的一項槍殺小狗以便進行創傷研究的計劃，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旦幹了這事兒，你怎麼解釋你在地球保護日砍了一棵樹？我作了戰略性的退卻，把這事擱置下來。

　　幾個星期後，我又把利夫西叫來並擺出我的戰略。叫營區工兵主任派人砍掉那棵樹，挖掉樹根，在樹坑裡填上新土。而且所有這一切都要在一小時內幹完，我對利夫西這麼說。第二天早晨，當奧蒂斯開車來接我去五角大樓時，我告訴他等幾分鐘，我要在草坪上漫步片刻。遙望波多馬克河對岸的景色蔚為壯觀，一覽無遺。我低頭看著鬱鬱蔥蔥的青草，幾乎看不出那棵樹留下的痕跡。看來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棵樹被砍掉了。突然性、隱蔽性和快速行動歷來是作戰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1990年8月1日，習以為常的一天開始了。早晨5點半起床，在健身腳踏車上活動，然後吃我標準的早餐——葡萄乾麥麩、香蕉、橘子汁和咖啡。7點前到五角大樓，在那裡我聽取在辦公室外套間裡等待我的中央情報局分析員的夜間情況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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