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30)_科林·鮑威爾

一三〇

　　到酒酣夜靜之際，他和我成了兩個相互交流戰鬥故事的老兵了。我在舒適愉快的氣氛中開始提一些問題。「我們都感到蘇聯正處於變革之中，」我說，「兜售老一套的黨的路線還有什麼意義嗎？」他也知道蘇軍將從東歐國家的基地上全部撤走。我問：「為什麼你們不快一點撤軍呢？」他說：「因為孩子們必須讀完學年。」一個做父親的軍人向另一個做父親的軍人做出這麼心心相通的回答，我不禁開懷大笑。我不知道那個晚上我提出的意見他是否全接受，但當我們分手時，莫伊謝耶夫緊緊擁抱我說：「我感到你好像是我的終生朋友。」就我來說，我感到我遇見了一個徘徊於老式共產黨敵人和新軍人夥伴之間的人。

　　雷伯恩大樓2118號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室，講臺前掛著一塊飾板，上面寫著：

　　合眾國憲法第1條第8款
　　國會有權……
　　招募陸軍並供給軍需……
　　建立和維持一支海軍……
　　制定統轄和管理陸海軍的條例。

　　我想，掛在那裡的飾板是要人瞭解在防務方面是誰掌管錢包。2月1日，切尼和我在2118房間裡為擬議中的1991—1992年國防部預算進行辯護。以往要確定我們軍事上的需要是容易的。只要擺出蘇聯的威脅，就可以要什麼有什麼。但是，隨著蘇聯在軍事上的收縮，我們面臨著一種基本上一面倒的情況，國會議員們異口同聲地宣稱，威脅已不存在，因此不需要保持一支龐大的軍隊。「和平紅利」已成為一句時髦的話。既然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槍炮，我們就可以把錢轉用於教育、住房或預防犯罪方面。前天，布什總統發表了他的《國情咨文》，在《國情咨文》中，他提出了第一階段大量裁減駐歐洲美軍的建議，以適應變化中的世界。

　　切尼和我出席眾參兩院武裝部隊委員會會議，宣傳布什的防務預算是政府適應新的世界氣候的明證。然而，當我們離開國會山時，我們知道，除非我們採取一項指導裁軍的全面戰略，否則五角大樓的政敵會扛著電鋸來找我們。因此，切尼儘管還沒有完全接受我的「基本兵力」概念，但敦促我繼續完善它。

　　在國防部內部和在與國會議員談話時，我宣傳「基本兵力」理論，即我們的兵力規模要從單純以威脅為依據轉向以威脅和作戰能力為依據。我說，我們可能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擔心蘇聯的威脅，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某些基本的戰鬥能力。舉例來說，我們可能不會再需要保持一支專門的空運力量，以便把幾百萬噸物資裝備運往歐洲，好對付蘇聯可能的入侵。但是，我們仍需要有能力把大量物資運往全世界的難以預見的麻煩地點。我們可能不再與富爾達峽谷對面的蘇軍第八近衛集團軍相對峙，但我們仍需要有把力量投送到其他地方的能力。我提出軍隊要能夠執行4項基本任務：其一、能跨越大西洋作戰；其二、能跨越太平洋作戰；其三、國內有一支應急部隊能迅速部署到熱點地區，就像我們在巴拿馬的行動那樣；其四、保持一支削減了的但仍不可少的核部隊，以懾服核敵人。

　　我已經使我的某些同事改變了觀點。諾姆·施瓦茨科普夫贊同我的主張，戰略空運司令部司令傑克·錢恩上將也贊同我。另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是統率北約部隊和駐歐美軍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傑克·高爾文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也表示同意。但是，我對某些軍事首腦死死抱住舊觀念不放而感到吃驚。海軍繼續爭辯說要有更多的航空母艦。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蘇聯正在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艦。怎麼知道的？因為幾年前衛星照片表明，在一個蘇聯造船廠裡放著一塊龍骨板。顯然，那是一艘航空母艦的龍骨，因此蘇聯航空母艦仍在生產線上不斷製造。我與海軍頭頭爭辯說，當蘇聯正從它的東歐的老帝國勢力範圍撤出之際，認為它還會加強海軍統治海洋，那是毫無道理的。這一爭論現在有了答案，俄國人正把航空母艦當做廢鐵出售。

　　我還重新思考過其他一些言之有理的事情。我記得，在溫伯格當國防部長期間，在「坦克」裡與我的老導師陸軍參謀長約翰·威克姆聽取關於電子制導的新式炮兵武器——「銅斑蛇」炮彈的彙報時，威克姆聲稱，「有這樣精確的炮彈，我們就不需要在戰場上用肮髒的戰術核火力了。」戰術核武器就像老式的炮兵實施彈幕射擊那樣，鋪天蓋地而來，以便摧毀彈幕下的一切東西。而這種新式靈巧武器很像是精確的步槍火力。

　　在我任主席後不久，我們面臨著處置某種核炮彈問題。這種炮彈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安全。因此，陸軍部隊對這些炮彈進行類似切除輸精管的手術，注入氣體使之失去功能。後來，核炮彈製造者解決了安全問題，他們要求做恢復功能的手術。我覺得這是一種愚蠢的想法。那時候我們正在拆卸大量中程核導彈，難道我們還要花錢重新裝配使用價值有問題的小的戰術核炮彈嗎？我的主張遇到重重阻力。陸軍不想放棄其戰場核火力。死硬的五角大樓的文職政策制訂人包括迪克·切尼在內也都反對我。然而，我卻越來越深信，戰術核武器在戰場上沒有用處。

　　＊＊＊

　　2月18日，我站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查爾斯·E·史密斯中心的講臺上，回首20年來的風雲變幻，激情在我心間蕩漾。上一次我在這所大學的校園裡是20年前的1971年春季，那時我結束了工商管理學碩士論文工作。今天，我應喬治·華盛頓大學新校長斯蒂芬·特拉亨伯格的邀請重返母校，接受榮譽學位並在冬季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我在講話中一開頭就指出，這是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第二個學位，但這個學位沒有花政府很多錢。我想強調指出的一點是，自從我離開這個校園以後，世界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指出，當我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生時，納爾遜·曼德拉還是南非監獄裡的犯人。

　　幾天前，他終於被釋放了。而且在今年年底前，曼德拉將在美國國會的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演講。當我是研究生時，60萬蘇聯軍隊駐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現在，一個戲劇作家、前持不同政見者瓦茨拉夫·哈韋爾當了捷克的總統。當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學時，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一直不斷地進行旨在直插到大西洋海岸的進攻性演習。現在這個條約組織是一片混亂。我提醒聽眾：「蘇聯的制度已風雨飄搖和停滯不前了，現在我們正等待它的分崩離析。」

　　典禮結束以後，在我即要上車的瞬間，我停了下來，想起當年從史密斯中心走向國會山途中，不顧催淚彈灼傷眼睛，舉目觀看數百名越戰老兵把他們的獎章投向國會山的情景。當我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學生時，曾發生過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逮捕，1．3萬多名反戰抗議者被投入華盛頓監獄。那時候，我想起公眾對我職業的態度使我心情十分抑鬱。我們設法扭轉了這種情況。目前面臨的挑戰是要維護我們已恢復的尊嚴。我認為，關鍵是要使今天的軍隊適應今天的現實。

　　感謝上帝。一次成功機會很小的演出終於成功地舉行了。不是阿爾瑪和我總懷疑我們女兒琳達的天才，而是因為戲劇界的供求法則甚至對最有天賦的人都不利。在一個3月份的晚上，我們穿著盛裝，前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利斯納禮堂，觀看琳達在一個巡迴演出公司演出的《勝利之舉》，這是一幕描述傑基·魯賓遜在壘球運動中衝破膚色障礙取得成功的話劇。琳達扮演魯賓遜妻子這一主角。她棒極了！她如願以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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