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29)_科林·鮑威爾

一二九

　　在行政機關裡，小事情會產生巨大的象徵性意義。一天，精力充沛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格雷指出，有一份用參謀長聯席會議信箋紙署著我簽名的文件送給了國防部長。「如果您要以參謀長們的名義送出材料，」格雷說，「我們大家都得同意才行，可是在文件送上去以前，從未送給我看。」格雷說得對。

　　按照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我是主要軍事顧問。在我提出任何建議之前，我無需征得參謀長們的同意，我甚至無需與他們磋商，儘管這樣做是愚蠢的。我需要有能表示主席獨立地位的象徵物，於是便購置了一摞台頭通欄印著「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字樣的公文紙。我拋掉了舊的公文紙，同時也拋掉了40年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辦事傳統。我不再是參謀長們的綜合性意見的傳聲筒，我自己本人要向國防部長和總統進言。信箋頭上的一詞變動使主席的獨立性變得清楚和合法了。

　　我還採用了一些其他的新辦法來幹日常工作。我越來越多地單獨與參謀長們開會，不讓他們帶任何參謀官或記筆記的人到場。這對史學家來說是不太好，但對鼓勵直言不諱來說卻是大有好處。我還喜歡在我的辦公室而不是在帶有舊的法人團體遺跡的「坦克」裡與參謀長們開會。我停止下發參謀長聯席會議開會的固定日程表。參謀長們並不在意，但他們的參謀人員頗為不悅。沒有議事日程表，他們就不知道在會前要為他們的長官準備什麼樣的文件。

　　這樣一來，參謀長們到我辦公室來時，就不會帶上一大堆他們認為必須捍衛本軍種立場的材料。他們確實有了說心裡話的更大自由。既然我們不再謀求一致贊同的看法，他們也無需從本軍種的利益出發去維護自己的立場。無疑，有些人對我的做法持有異議，但我認為，作為一個更加正式的機構，這一新作風使參謀長們具有比他們以往所享有的更大影響力。如果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我就準備把這些觀點呈報給切尼，並像對我自己的觀點那樣極力加以維護。這樣做，他們的意見就會得到認真考慮，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幾乎自動消失在冗長的、沒棱沒角的意見一致的報告之中。

　　正當我們在國內醞釀改革我們的軍隊時，我有機會親身體驗一下我們的老對手是怎樣改革他們的軍隊的。我們駐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大使傑克·馬雷斯卡參與了旨在緩和東西方緊張關係的歐安會研討會的組織工作。這次研討會是空前的。北約國家、華沙條約國家和不結盟的歐洲國家的軍隊參謀長們將于1990年1月在維也納哈布斯堡王宮開會。1814年，在這個王宮裡曾舉行過重畫拿破崙失敗後的歐洲地圖的維也納會議。馬雷斯卡請我出席這個研討會，我同意了。

　　1月16日，我步入富麗堂皇的會議廳並在一個巨大的U形桌前就座。我看到坐在對面的一個人，即使他不穿蘇聯的將官制服我也認出他是一個軍人。他就是接替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蘇聯總參謀長禾哈依爾·莫伊謝耶夫。變化真大啊！阿赫羅梅耶夫，70多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雄，矮個兒，年老而可敬；而莫伊謝耶夫，51歲、大個子、精力充沛、儀錶堂堂、姿態威武。

　　在我的發言中，我要建立的論點是，自從歷史把美國推向超級大國地位以來有一點一直被人們忽略了。儘管我們擁有巨大的力量，但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下，軍事領導人的日子仍是不容易的。我指出，「我按規定要宣誓支持和維護合眾國憲法。」我還解釋說，這個文獻「視軍隊，特別是我的軍種——陸軍是一個必要的但又不合意的組織，在危機時期有用處，而在所有其他時間裡都要受到小心的監視。」

　　我進一步指出，從我國誕生以來，美國人民就反對建立常備軍的思想。憲法的一個撰寫者曾提出建立2000名軍隊的限額。我援引了喬治·華盛頓的回答：「一個絕妙的想法，只要我們能說服我們各方面的敵人加起來也保持相同的數量。」我指出，身為四星上將的主席，我不是美國的最高軍事領導人。這個人是總司令，是總統。我提醒在場的盟國、敵國和潛在敵國的聽眾，美國武裝力量的基本使命是：「美國人民堅持認為，一旦我們不得不組建軍隊，其態勢必須是防禦性的，確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必須經過嚴格的審議。就在此刻我坐在這裡的時候，在國內我們的國會正在想出各種辦法來削減我們的軍隊。在民主國家就是這樣，我也贊成這樣。」

　　我試圖在會上定出妥協和非敵對的調子。因此急切地想知道當輪到莫伊謝耶夫發言時，這位蘇聯武裝部隊的新頭頭態度如何。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的發言與美國的機械式的冷戰戰士一個腔調，講的都是些空洞的、過時的和充滿對抗性的陳詞濫調，與整整齊齊地印在他助手散發的加封皮的小冊子裡的話一模一樣。莫伊謝耶夫講完後解答問題時，發言像是一台錄音機喋喋不休地放出錄好音的克里姆林宮磁帶上的話。我很擔心，因為我貿然聲稱這個世界變化巨大，而莫伊謝耶夫的表演卻說明沒有什麼變化。

　　我低聲向馬雷斯卡大使說了我的擔心，我說，我要更好地瞭解此人，搞清楚他究竟還有沒有不同于蘇聯沙場老將之處。馬雷斯卡那天晚上在他的維也納寓所裡安排了一個小型的私人宴會。我帶上行政助理湯姆·懷特和國務院的一流俄語翻譯彼得·阿法納先科前去赴宴。

　　那天晚上，當我們的客人從門裡進來時，我以為我們可能認錯了人。一切氣勢洶洶的咆哮都已消失，莫伊謝耶夫顯得熱情隨和。我們入座就餐，他很快顯示出至少有一樣東西仍在蘇聯起作用，那就是情報系統。「您是在1958年參軍的嗎？」他問。

　　「是的。」我回答。

　　「我也是。您是在1962年結婚的嗎？」

　　「是的。」我再次回答。

　　「我也是。您有一個兒子，他在軍隊供職，是嗎？」

　　「是的。」我說。

　　「我也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裡。」這時尊伊謝耶夫對我做著手勢，笑著說，「但我在51歲時這一切都做到了，而您幾乎在53歲時才做到這一切！」

　　就這樣，堅冰被打破了。隨著伏特加酒下肚，氣氛越來越熱烈。莫伊謝耶夫向我們談起他在西伯利亞的童年生活。他父親是大西伯利亞鐵路局的一名養路工，不論氣溫多低從未缺過一天勤。他的母親仍住在西伯利亞的故鄉。只有在談到波羅的海國家問題時——美國仍認為它們是被佔領國家——我才隱約地感覺到蘇聯固有的敵意和此人的強硬。莫伊謝耶夫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失去了7位叔舅輩的親人，他們都是軍人，都為從法西斯統治下解放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地犧牲了生命，而現在他們竟恨起蘇聯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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