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22)_科林·鮑威爾

一二二

　　已駐在巴拿馬的美軍將佔領軍區和市區本身範圍內的各個目標。海軍的「海豹」突擊隊將佔領我們得知的諾列加保存其「逃走」時用的飛機的機場。特種部隊的分隊將搜尋他。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我們未能一直跟蹤住他。在巴拿馬的一個海軍陸戰隊連奉命保住巴拿馬運河上的美洲橋；「三角洲」特種部隊將執行解救為中央情報局提供情報的庫爾特·繆斯的任務，他目前仍被關在軍區馬路對面的莫德羅監獄內。「藍色調羹」計劃的兵力總數將超過2萬人。我預計發起行動後不出幾個小時，諾列加不論是否被抓住，他都不再能執政了。這就給我們創造了條件讓民選的恩達拉政府不再隱藏，堂而皇之地回去執政。我在結束我的彙報時指出：「參謀長們取得了一致意見。」隨後開始討論問題。

　　喬治·布什像是坐在酒吧高腳凳上的老顧客，冷靜地觀看一場爭吵，而他的顧問們則使勁兒鬧騰。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的態度有一種他習以為常的使人惱火的尖刻性，但他的才智是顯而易見的，他的意圖也是值得稱讚的。他不想給總統留下什麼令人寬慰的幻想。斯考克羅夫特說：「會有傷亡，要死人的。」總統點了點頭，並讓討論繼續進行。

　　吉姆·貝克認為我們有義務進行干預，我們養兵就是為了履行這種義務。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國務院早先曾敦促過要進行干預。斯考克羅夫特不斷向我提出使人感到難辦的問題。

　　「要是我們做完了所有這些事情還沒有捉到諾列加，怎麼辦？我對此很擔心。」我說，這是可能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去向。假定他逃進叢林裡去呢？這也是可能發生的事，因為叢林是便於藏身之地。斯考克羅夫特反復地談傷亡問題。他要知道傷亡的人數。至於人數，我說我不可能說出具體數字。顯然，軍人和老百姓都會有傷亡，大批的建築物會被毀壞。我們預期會出現混亂，尤其是在開始階段。

　　關鍵的問題依然是我們遭到的挑釁是否已嚴重到要採取行動。我們採取行動的理由是：諾列加踐踏民主；他參與毒品非法活動並受到起訴；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被害；以及由於這個不可信賴的人統治巴拿馬使我們對運河的條約權利受到威脅。當然，還有我沒有說出來的一點，那就是喬治·布什本人對諾列加的反感：一個三流的獨裁者竟敢對美國嗤之以鼻，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實上我也有同樣的厭惡感。

　　總統也要我談談可能的傷亡人數。我說：「總統先生，我很難說得更具體。」

　　「什麼時候我們完成行動準備？」他問。

　　「兩天半以後，」我回答，「我們要在夜間發起攻擊。我們有進行夜戰的精良裝備。夜戰可以使我們達到戰術上的突然性。」

　　提問題在繼續進行，問題紛至遝來，一直發展到看來好像要我們放棄現有決策的程度。我看到首次與這批人打交道的湯姆·凱利越來越局促不安。但這時布什在每個人都暢所欲言之後扶著椅子站起來說：「好，我們幹吧，就這麼定了。」

　　回到五角大樓後，我即打電話給馬克斯·瑟曼和其他主要司令官，並再一次向參謀長們通氣。進攻發起日定於12月20日，攻擊開始時間為1點0分。

　　早在幾周以前，切尼曾把我單獨叫到他辦公室。「你出任主席要有一個好的開頭，」他邊說邊叫我坐下，「你是堅強有力的，你正擔起重任。但你總要使給我的所有信息都通過你，我不希望這樣做。」他接著說，他期望得到眾多來源的信息。他直截了當，語氣肯定。信息就是力量。這一點，我倆都明白。而我總想控制信息。我告訴他我懂，因為我倆都認識到我作為他的高級軍事顧問有義務向他提出我的看法。如果他根據我不知道的軍事建議或信息採取行動，那麼事情就會搞糟。「好，」他說，「只要我們彼此相互理解……科林。」他在講話中的稍稍停頓使我感到我們的關係還是親近的，但我也知道我被告知在這種關係中我所處的位置。

　　我終於對此人的作風能夠適應了，他與家長式的彬彬有禮的卡普·溫伯格的態度大不相同。切尼年輕時是懷俄明州一位聰明的牛仔，慣常活動於空曠的鄉間，無須與很多人打交道。他性格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有獨立見解，能夠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更喜歡撇開他人意見由自己定下決心。他非常自信或者幾乎是惟我獨尊，他要千方百計給人以這種印象。在這裡，我又看到了一位善於不讓人知道自己焦慮不安的人。

　　我喜歡與精於此道的人共事。

　　隨著進攻發起日的臨近，我告訴湯姆·凱利要確保切尼獲得有關「藍色調羹」行動的每一丁點兒信息。我還是願意自己親自向部長彙報，或者至少別人彙報時我在場。但是，在後來的鬧哄哄的48小時裡，我實在抽不出時間，而且在不久前的那次談話後，我的確不想讓切尼感到我切斷了他的任何信息來源。他開始刨根問底地查問各種數據。如一個班多少人？「海豹」突擊隊帶的什麼裝備？為什麼別動隊隊員要從500英尺的高度上跳傘？他要在進攻發起前知道這一切。我瞭解個中原因。如果在這次入侵行動中出了什麼問題，我僅是一個顧問，而他和總統則必須承擔責任。

　　在我和瑟曼的多次交談中，有一次我曾提到「藍色調羹」對隱蔽行動性質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代號，但當行動公開後，這個代號很難號召人民拿起武器。你不能要人民為一把「藍色調羹」去冒生命危險，這成什麼話？我們隨便交談了很多想法，最後根據瑟曼的建議確定取這次行動的代號為「正義事業」。這個代號除了具有鼓舞人心的鏗鏘之聲外，我喜歡它還因為，這樣即使最嚴厲的批評者，今後在罵我們的時候也不得不說「正義事業」。

　　戰爭計劃是集成千上萬個勞神費心細節之大成。天氣變壞和美國本土的結冰情況將妨礙我們結集所需的空運能力。作戰方針和關於部隊行動的一些規定，如何時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力等必須經過審批。我必須告訴瑟曼更改F—117A隱形飛機的目標清單。我們不願出現這樣的情況：認為諾列加可能在鄉間別墅，就去轟炸那裡，結果沒炸死他，卻炸死了女傭和孩子。

　　在入侵前的一個晚上，在夜暗中我驅車回家時獨自坐在後排座位上，心裡充滿不祥的預感。我將捲入一場我所敦促的戰爭，又是必然要流血的戰爭。我做得對嗎？我的建議正確嗎？如果美國的嚴寒天氣妨礙了空運，情況會怎樣？我們又怎樣來支援已經在巴拿馬的部隊？我們的傷亡會有多少？在作戰中有多少老百姓可能喪生？這一切值得嗎？我是帶著自我懷疑的煩惱就寢的。

　　12月19日，星期二，一大早我就趕到五角大樓，發現在能幹的主任邁克·卡恩斯中將領導下的聯合參謀部和馬克斯·瑟曼的南方總部的參謀班子都對情況了如指掌。霍華德·格雷夫斯陸軍中將善於把我們的軍事計劃和國務院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融匯成一體。一切零星事務都處理得井井有條。我們是「處於起跑的良好狀態」。我的信心大增，昨夜的憂慮消失了。我的心境進入了暴風雨前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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