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18)_科林·鮑威爾

一一八

　　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兩星期之後，溫斯頓·丘吉爾率領「參謀長委員會」成員，即英國陸海空軍主官前來華盛頓。該委員會于1923年成立，此時的任務是協調女王陛下的陸海空三軍將士對軸心國作戰。美國當時沒有類似的機構來與英國制定聯合作戰計劃，因此，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設立了一個代表陸軍、陸軍航空兵和海軍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羅斯福的親信和助手威廉·萊希海軍上將領導該組織，並充當與總統的聯絡人。萊希的頭銜是「陸海軍總司令的參謀長」。於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成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我們的組織。

　　1947年，根據國會法案確定建立永久性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於1949年設立了主席職位。奧馬爾·佈雷德利上將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第一任主席。近40年來，該機構一直指揮著美國軍隊，其體制根據法律偶爾有所修改。例如，1952年，海軍陸戰隊司令被批准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大部分會議，並在1978年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正式成員。

　　這一制度有著嚴重的缺陷。除了主席以外，每個參謀長都是本軍種的首長，而政府卻指望他會拋棄為本軍種謀利益的本位主義，以國家利益為重。要平衡和兼顧兩方面的利益是困難的。參謀長們要調製「紫色」是不勝其難的，「紫色」是五角大樓採用的一個隱喻，意即把綠色（陸軍）、藍色（空軍）和白色（海軍）軍服的顏色摻和在一起，達到水乳交融的紫色境界。把這些有雙重頭銜的領導人放在一起，期望他們能達到「聯合一致」，這根本是癡心妄想的目標。然而，現代史中每一個重大的戰局都是諸軍種聯合行動，例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與聯邦海軍部隊聯合行動，南下密西西比河，分割了南方邦聯；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期間指揮的仁川登陸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聯盟作戰行動——盟軍在法國北部的諾曼底登陸作戰。在當今時代，聯合一致與其說是人為地建立起的一種機制，不如說是出於形勢的需要，在關鍵時刻的必然產物。

　　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有責任向國防部長和總統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和意見。但這必須是參謀長們一致的看法，而不是某個人的意見。所有參謀長要達成一致看法，惟一的途徑幾乎就是相互遷就，彼此照顧。結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工作的1600人的聯合參謀部花費了成千上萬個工時，拿出來的是冗長的、誰也不得罪的大家都高興的文件。這種文件每一位參謀長都能接受，但對國防部長或總統卻幾乎毫無用處。為處理這樣的文件而制定的折磨人的慣常程序可以為13世紀教皇統治下的古羅馬元老院增添不少光彩：先有白封皮草案，接著是橘黃色封皮的草案、綠色封皮的草案，最後才是經過批准的貼紅條的正式紅頭文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這些缺點已非官僚化所能概括得了的。依我之見，這一鬆散的組織機構部分地說明了為什麼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未提出明確的主張，以防止在越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這種有缺陷的機制一直運行到第九任主席戴維·瓊斯上將任上，他於1982年剛退休後不久，直言不諱地痛述其弊端。瓊斯上將提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應成為國防部長和總統的「最重要」軍事顧問，並應被授予更大的權力來領導為各參謀長服務的參謀部。當時的陸軍參謀長夏伊·邁耶上將曾想要完全取消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之以成立國家軍事委員會，其成員不對特定的軍種負責，因而可以把全部精力致力於協調整個武裝部隊。這些建議引起了一場爭論，其結果是參議員巴裡·戈德華特和眾議員比爾·尼科爾斯提出倡議，並使國會於1986年通過了國防部改組法，通常稱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

　　該法第一次賦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真正的權力。作為「最重要的軍事顧問」，他可以直接向國防部長和總統陳述他自己的主張。他不再局限于先呈報參謀長們摻了水的一致性建議，然後再小聲地談他個人的看法。然而，參謀長們仍然是顧問，要鼓勵他們提出自己的主張，甚至可以不同意主席的意見。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還將聯合參謀部的1600名人員置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而不是多頭的參謀長法人團體的領導之下。即使進行了這種改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仍未置身于指揮系統之中。但國防部長可以要求各項軍事命令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下達給野戰司令官，切尼就是這樣做的。

　　比爾·克勞上將是一位過渡時期的主席，因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是在他任職期到一半時生效的。假定我的任命得到參議院的確認，那麼，我就是第一個整個任期內都掌有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所賦予的權力的主席了。9月20日，參議院正式確認了我的任命，我是擔任此職的最年輕的軍官、也是擔任此職的第一個非洲裔美國人和第一個後備軍官訓練團的畢業生。出身于南布朗克斯區的移民後裔躍升到這個國家的最高軍事領導崗位，但願布魯克哈特上校在後備軍官訓練團的訓練大廳此時能看到我。

　　10月1日，我入睡時心情怡然但略有倦意。比爾·克勞的任期已在前一天的午夜結束，而這個星期日是我擔任主席職務的頭一天。那天早晨，我去了我的新辦公室，我只是看一看和放置一些東西，五角大樓這時實際上空無一人。克勞曾在他辦公桌後的滿牆壁的書架上擺滿了五顏六色的軍用帽盔頭飾。他拿走了帽盔，書架已空無一物。我在腦子裡記下要給我的舊時蓋爾恩豪森好友、現為陸軍史學家的比爾·斯托夫特打電話，並要他給我送來裝訂著綠皮的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後來，我打電話時，他的助手問我要多少本。

　　我回答說：「能填滿35英尺高的空間的數量。」

　　出於安全的原因，主席辦公室的窗戶都塗上了塗料，因為窗戶距五角大樓熱鬧繁忙的主要入口——濱河大門口只有幾英尺遠，往來的班車都在這裡停靠。塗了塗料的窗戶使我無法極目遠眺波托馬克河對岸的國會山，我也看不到往返在「有潮港地」（美國首都華盛頓南邊的地名，在波托馬克河旁——譯者注）的揚帆，甚至看不見五角大樓的校閱廣場。這種情況也必須改變。庫克「醫官」的一幫人費盡心機終於想出了解決辦法，那就是塗上單向防彈的名叫「密拉」的聚酯薄膜。我可以往外看，但排隊上班車的雇員們卻看不到裡面。幾年來，我發現我自己處在一個理想的位置上，目睹著日常的人間戲劇，從國防部官員的小集團活動到熱衷於幽會的情人一一盡收眼底。

　　在任職的第一天，我在辦公桌上放了插著「雪飛」鋼筆的大理石筆架，這用具是我在1957年布拉格堡獲得「第四連優秀學員」的獎品，從此後無論我到哪裡工作，它總是放在我的辦公桌上。我還打算掛出陸軍部隊司令部工作人員在我離別時所送的禮品——一幅題為《跟蹤維多利奧》的唐·斯蒂弗斯的印製版畫。這幅畫描繪的是第十「野牛勇士」騎兵團士兵搜尋一名阿帕奇戰士。同時，我想擺出斯圖·珀維安斯在我獲得第一顆將星時所贈的安框的林肯信函。這位總統在信中說，任命新的將軍易，補充失去的戰馬難。

　　那天下午，阿爾瑪和我參加了我表兄阿瑟·S·「索尼」·劉易斯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個家庭宴會。劉易斯是個了不起的人，他行伍出身，從一名海軍士兵幹起，後來在達特茅思學院取得學位後當上了美國駐塞拉利昂大使。我的姐姐瑪麗琳和姐夫諾姆，以及從各地來的姑、姨、叔、舅們和堂表兄弟姐妹們濟濟一堂，大家慶祝我們家雙喜臨門——我的新職務以及邁克和簡結婚一周年紀念。我童年時代感受過的歡樂與溫馨一一重現在眼前，宴會一直到酒幹興盡方散。午夜時刻，阿爾瑪和我才在我們所住的邁爾堡要人賓館——溫賴特宮入睡。我們在這個要人賓館裡將一直住到主席官邸裝修完畢才能搬進去。我剛躺下只二三個小時，電話鈴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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