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17)_科林·鮑威爾

一一七

　　那年6月，我接到為《檢閱》雜誌寫文章的作者戴維·沃利津斯基的電話。《檢閱》雜誌是每星期天幾乎送給每個美國家庭的《華盛頓郵報》增刊。他在電話中說：「將軍，你是紐約布朗克斯區的貧窮的少數民族的孩子，現在登上了白宮的高級職位，獲得了四星將軍軍銜，您的生平是一個偉大的美國人的故事。」《檢閱》雜誌要給我寫傳記，可能刊登在7月4日那一周的刊物上。我的生平要成為封面故事，登出我的頭像和全身照片。我同意了。沃利津斯基還帶著攝影師普利策獎獲得者埃迪·亞當斯來了。亞當斯在越南戰爭中曾拍過一張令人難忘的南越警察局長在春節攻勢中當街槍決一名越共軍官的照片。

　　《檢閱》雜誌完成了這篇故事，但7月4日並未見諸報端。與此同時，迪克·切尼順道來訪之事開始成了熱點新聞。海軍上將比爾·克勞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第二屆任期到9月份行將結束。出人意料，克勞拒絕了再幹一任（兩年）的提名。他有一個強有力的候選人來接替他，即一個極佳的意中人——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空軍上將羅伯特·赫雷斯。當時，報界流傳著其他6個接班人的姓名，其中包括我。繼任者的競爭在進行著，但沒有一個人（包括切尼在內）就此項任職事向我吐過一個字。而我也沒有孜孜以求。在我看來，赫雷斯是穩操勝券的。我的想法是，我幹完陸軍部隊司令部總司令的任期時，卡爾·沃諾將退休，這時我有可能成為陸軍參謀長的候選人。另外，可以想像到當赫雷斯退休時，我可能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職務。或者，我可能在陸軍部隊司令部任職完畢後直接退休。我在軍內已經幹了30多年，軍外還有不少有吸引力的民間差事等著我呢。

　　8月6日，星期天，我飛往巴爾的摩參加卡爾·沃諾召集的陸軍高級將領司令官年會。這是一次衣著隨意、不拘禮節的社交集會。這一年的年會是在市區外的一個莊園改成的會議中心——貝爾蒙特宮舉行。我期待著以後3天的活動。我將與我的同行兄弟們在一起，他們是陸軍參謀長沃諾、我的友好對手、現任美國駐歐洲陸軍總司令布奇·聖、中央總部司令諾姆·施瓦茨科普夫以及其他十幾位與我在軍隊中同時成長起來的將領。我們將就陸軍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進行自由討論。這是我特別喜愛研究的課題。

　　那天早上登機後，我看到《紐約時報》一則題為《爭奪繼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職位》的消息。記者搜腸刮肚地胡謅說，我通過「頻繁的書信」一直與切尼部長保持聯繫。完全錯了。我是按照對所有司令官的規定要求，向切尼每個季度做一次報告。

　　我們進入會議的最後一天，大約下午2點鐘，我接到了一個通知。切尼部長要我打電話給他。我試圖避開眾人的眼光悄悄地溜出房間，打電話給切尼，可他已經離開辦公室了。15分鐘後會議結束時，我又接到通知：要我馬上去五角大樓。沃諾向我會意地眨了眨眼說：「我給您安排一架直升機。」

　　我帶著阿爾瑪乘直升機而去。在五角大樓停機坪上，一位司機開車來接我們。當我們到達五角大樓的濱河大門口處時，我要阿爾瑪等著，我身著夾克上裝和絲光黃斜紋褲、內穿馬球襯衫，進去見切尼部長。切尼面帶微笑歡迎我。不論對我穿便服還是穿吉爾伯特和沙利文輕歌劇人物服都毫不介意。他就是那樣一種人。他開門見山說，「你知道，我們正在物色一個主席。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繼任人選。」他隨後憑他的判斷力快速報出了我的合格條件。我在五角大樓和白宮裡是輕車熟路。我具有所需的軍事指揮信譽。我懂軍備控制問題，那是在布什的議事日程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項目。而且他認為他和我能夠和睦共事。他問我對這個職務有何看法。

　　我說：「當然，我深感榮幸，如果您和總統都要我幹，我從命，並盡力幹好。但是，您知道我在亞特蘭大是愉快的，目前並不想挪動。」我沒有明說我真正的擔心所在。這是一項嚴峻的重任。在15個按法律夠條件當主席的四星上將中，我是資歷最淺的一個。我肩上戴的第四顆星剛滿4個月，而幾個資歷較深的候選人則早已是四星上將了。

　　布什總統顯然也持有同樣的保留態度，因為切尼接下來說，「總統想知道，你的任命會不會使你同其他資格更老的三軍將領的關係難處。」

　　我知道我可以指望沃諾的支持，而且我同其他軍種的主官有著良好的關係。我說：「我對此並不擔心。」決不能讓他們看出你提心吊膽。

　　「好極了，」切尼回答說，「我要推薦你。但是，你知道，這事是由總統作決定的。」

　　直到我們坐上回亞特蘭大的利爾噴氣機後我才告訴阿爾瑪。「我們又要搬家了。」她說。

　　第二天，8月9日，星期三，切尼打來電話說，總統已批准了他的推薦。我將接替比爾·克勞。總統要我次日返回，參加玫瑰園的任職宣佈會。當晚我飛往華盛頓，阿爾瑪決定留在亞特蘭大，因為她事先有安排。我的女兒琳達和安妮瑪麗也留下了。所以，8月10日在玫瑰園只有邁克和我站在一起。那天，布什總統首先表彰了比爾·克勞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所做出的傑出功績，然後宣佈他要提名我為第12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由於有待參議院確認，我有6周的時間在陸軍部隊司令部交接工作和準備上任。在以後的幾天裡，各軍種主官和每個主要的四星將領都前來表示祝賀與支持，這種支持正是我所需要的。顯然，總統的擔心也消除了。

　　我還碰上一個難關。在任命我當主席的那天，我在我的辦公室接待前來祝賀的朋友時，一名手戴橡膠手套的年輕少尉出現在門口。原來陸軍對濫用麻醉品問題採取嚴肅認真的態度，並通過隨機的尿樣測試來找出麻醉品使用者。在隨機決定檢驗人員時我的軍號被選上了。我向朋友們表示歉意後去參加測試。我順利通過了尿檢。

　　在宣佈我的任命後的星期天，《檢閱》雜誌登出了一篇有關我的封面報道。時機之巧似乎說明，雜誌社裡某個人對主席任命一事知曉內情。實際上，《檢閱》雜誌是提前幾周就排版付印的，而這一期早在總統選中我以前就排印好了。戴維·沃利津斯基要麼是直覺本能的應驗，要麼是僥倖碰上了好運。這篇報道確實產生了一種驚人的意外效果。沃利津斯基一貫熱衷於尋找富有人情味的題材，而我在亞特蘭大的秘書——一個名叫卡米·布朗的能幹的陸軍軍士向他透露，我在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我的處世格言。

　　沃利津斯基打來電話，要我讀幾條給他聽。我念道：「事情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糟，到明天早晨情況就會好轉。」「要檢查細節，作抉擇時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懲罰。」以及其他一些我生活中所經歷的教訓。他收集了這些思想見解中的13條，並以《科林·鮑威爾的守則》為題附在《檢閱》雜誌的文章中。我開始不斷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個要這些守則的請求，以至於我不得不大量印成卡片。考慮到讀者仍感興趣，這些守則附在本書末尾，謹供參閱。

　　在宣佈提名我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3天后，突如其來的噩耗使我猶如遭到五雷轟頂，悲痛不已。在紐約市立學院「潘興步槍會」期間，我的楷模、導師和鼓舞者龍尼·布魯克斯因大面積心肌梗塞去世，享年54歲。我乘飛機趕往紐約奧爾巴尼的大都會浸禮會教堂，參加布魯克斯的葬禮並致悼詞，讚揚這位傑出人物和他勇敢的妻子埃爾莎，以及他們養育的3個好兒子。當時，我還看到幾位原「潘興步槍會」的好友，其中有羅傑·蘭格文和加拜·羅梅羅等人時，忍不住驚歎人生的無常。要不是我遇上了這位鼓舞我前進的布魯克斯——決心當一名文職化學研究人員的完美的軍官學員，我今生會走上今日所走的道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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