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16)_科林·鮑威爾

一一六

　　在我預先準備的演講稿中還有兩點看法，我刪去了又恢復，後來又刪去了。那天沒有一個記者到場，難道我在當時不能直言不諱地向同事們說嗎？這是我可以說的時候。於是我就說了。早在1989年，我曾預測：「如果明天早上我們打開北約組織的大門接納新成員，那麼在一周之內，我們就會在我們的辦公桌上看到一些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可能還有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甚至還可能有烏克蘭的申請書。事實上，上一周蘇聯格魯吉亞的反對黨成員們，就他們地區的未來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有的人主張不結盟，有的人主張參加北約組織。」

　　我的這番言論對於在場的聽眾來說，好像我似乎在預測我們將加入華沙條約組織一樣令人驚奇。我接著說：「蘇聯的軍事機器仍然像以往一樣龐大、有害和可怕。實際情況還沒有改變。但我相信它將改變。」這對美國軍隊來說意味著什麼呢？美國人民仍要支持國家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但是，「在80年代初期，我們曾有過的那種軍費增長已是過去的事情了。這點你們能料想到。」至於未來，「我們必須要明智地花錢，要把錢用在刀刃上。」我們必須要在別人向我們提出難題之前首先問問自己：「我們需不需要這個項目？」當答案是否定的時候，我們必須也作否定的回答。我說，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既要承認我們應當縮減部隊，又要看到我們必須繼續保持「一支全世界最好的頂呱呱的軍隊」。

　　我無法立即判斷聽眾的反應如何。人們站起來鼓掌歡呼往往是因為他們聽到了他們想聽的東西，而不是聽到他們應該聽的東西。後來，傑克說：「科林，這是一篇有分量的材料，正合《陸軍》雜誌的需要。」於是這篇演說刊登在該雜誌上。它受到退休少將亨利·莫爾的猛烈攻擊。莫爾是保守的傳統基金會的分支機搆「傳統特寫」的一名專欄作家。他寄給我一封彬彬有禮但又不以為然的信，信中說：「您可能有興趣知道，在數周前我所參加的一個有關『90年代國家戰略』的計劃性會議，該會議得出的結論與您的結論迥然不同。主要與會者（包括一名中央情報局代表的個人見解）的最終估計是，蘇聯通過它正在進行的『改組和現代化』到90年代初期將以一個在軍事上比目前更強大的國家出現。」

　　要改組一支習慣於40年冷戰的軍隊決非一個司令官發出一次喚醒人們的號召所能完成的。

　　我在全國各地的走訪和談話還達到了一個後來得益匪淺的目的。我能夠從近距離仔細地判斷一些人的才幹，像當時在佛羅裡達州坦帕附近的中央總部任司令官的諾姆·施瓦茨科普夫，還有陸軍部隊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三集團軍司令約翰·約索克中將，他過去是國家軍事學院壘球隊的隊員，曾同施瓦茨科普夫一道制定應急作戰計劃。我注意到堅忍剛毅的卡爾·斯蒂納中將把布拉格堡的第十八空降軍訓練成井然有序的有高效戰鬥力的部隊。在華盛頓州劉易斯堡，炮兵出身、其經歷背景頗為奇特的第九步兵師師長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約翰·沙利卡什維利少將在華沙出生和長大。他母親是一個沙皇將軍的女兒，父親離開蘇聯的格魯吉亞共和國後在波蘭軍隊中供職，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軍隊中供職（即在納粹黨衛隊工作，這是後來發現的，約翰·沙利卡什維利本人一無所知）。沙利卡什維利16歲時來美國，他作為一名應徵者加入陸軍。我記得以前我曾說過，這個軍官的發展潛力很大。由於我們已擺脫了冷戰，我對從事熱戰的同僚們的評價決非憑想像，而是認真仔細的。

　　在和平時期，一個軍、一個師或一個營只要領導有方，它的指揮官的工作，說實話，比起像國家安全委員會那樣從早忙到晚的單位來說，要輕鬆愉快得多。在陸軍部隊司令部，我有一幫得力的助手和部屬。我提出了一套明確的司令部工作原則。我再一次過著幸福生活：每天傍晚5點30分回家，同我的第五軍老司機奧蒂斯·皮爾遜（我把他調到了亞特蘭大）玩短網拍牆球。在10號有一幢雅致的維多利亞式的宅第是司令官的官邸，我們住在那裡，阿爾瑪和我有時間享受剛當祖父母的天倫之樂。在我們遷往亞特蘭大前不久，簡和邁克一家添丁，生下了傑弗裡·邁克爾·鮑威爾。

　　我任國家安全顧問時曾享受過該職務的很多特權，但在我的新崗位上，國會沒有授權我擁有從家到辦公地點的交通工具。所以在那兒儘管指揮著上百萬人，卻要駕著一輛破舊的耗油量大的用了16年的克萊斯勒牌旅行車去上班。這輛車在造價達4000萬美元的嶄新的陸軍部隊司令部大樓前總要留下一攤油污。但是，一旦我到了辦公室，奧蒂斯就會開著一輛閃閃發光的政府發的「信使」牌轎車堂而皇之地把我送到執行公務的地點。

　　克萊斯勒旅行車是我日常用的重負荷的交通工具，它要馱著工具、零部件和送孩子們上學。但是，那時候我舊情未斷，深深地眷戀著我的老「富豪」轎車。那是一輛1967年產的122型車，有一台不大聽使喚的發動機。每當發生故障，我一下子又找不出原因時，我就躲進官邸的書房裡翻閱手冊。我會坐在那裡，攤開油料和電氣系統的圖表，通過窮盡法進行調查，找出問題之所在。當我排除了各種其他原因而找到惟一的癥結時，我會跑回車庫說，沒問題了，你這個小混蛋我已制服了你。照著書本來分析和排除車輛故障給我帶來無窮的樂趣。對我來說，這好似打高爾夫球一杆子打進一個洞，或者對其他朋友來說恰似玩保齡球一下子得了300分。

　　我理想的休閒時光是：拆卸發動機的每一條電線，每一個管子和軟管、每一根電纜和每一顆螺絲釘；使主動軸和傳動系統脫開，用鏈條繞住發動機，再把鏈條掛在椽子上，然後搖絞車把發動機吊出引擎蓋，我站在那兒，雙手沾滿油污而得意洋洋。我最高興一個人幹活兒。我不喜歡有人過來亂出主意。在亞特蘭大，我就是這樣來度過我大部分的閒暇時光的。我不認為，我的特殊愛好給人的感覺比打高爾夫球、網球、棒球等運動遜色。

　　初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說新任國防部部長迪克·切尼要見我。他是在約翰·托爾提名未通過後上任的。過去，我作為國家安全顧問，同國會議員切尼的工作關係密切。他當時是眾議院少數党領袖，負責替裡根政府的政策拉共和黨選票。切尼沒有來過陸軍部隊司令部。他打算在訪問中央總部和特種部隊司令部之後，返回華盛頓途中到部隊司令部稍作停留，聽取彙報。我去亞特蘭大的查利·布朗機場迎接他。在司令部裡，參謀人員就我所統率的全國戰略地面後備部隊情況作了簡要彙報。然後，我們同去10號官邸進午餐。

　　他還是那個我首次在第五軍見過的，後來在國會山共事的切尼：看問題敏銳，辦事精明，不尚閒談，從不輕易露聲色，並且為人剛毅。這個人沒有穿過一天軍服，在越南戰爭期間先是因上大學而延期服役，後又因雙親之故再次延期服役，現在竟然一下子掌管起五角大樓來了。他的國會朋友們明明白白地告誡他，如果他不能迅速在國防部砍出三斧頭，那麼陸海空軍的將領們就會把他生吞活剝了。在他任職的第一周內，在一次電視轉播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公開嚴厲批評空軍參謀長韋爾奇上將，因為韋爾奇與國會談論了MX導彈的部署方案。這次公開的嚴厲譴責以一句不祥之言——「這麼做對一個穿制服的軍官來說是不合適的，每個人是有權利犯錯誤的」——而告結束。我知道韋爾奇是做錯了。但他與國會談論是經切尼當時的副手威爾·塔夫脫和現任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同意的。對這種事我經歷多了，當然明白此舉的個中底細。切尼及時抓住這個機會是要說，我不怕三軍將領。在現任崗位上，是我領導他們。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韋爾奇也表現出他的氣質。一大批退休的有影響的空軍軍官要伺機對切尼進行報復，韋爾奇則勸他們不要這麼做。這位久經沙場的戰鬥機飛行員對他們說：「同行弟兄們看重鄙人了……讓我們接著幹我們的正經事情吧！」

　　我有相當把握地確信，切尼不僅僅是為了聽取有關陸軍部隊司令部訓練情況彙報而在亞特蘭大停留的。但在我們交談中，這位守口如瓶的人對他為何來臨的原因沒有露一點口風。我給他的信息是我對亞特蘭大的崗位是心滿意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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