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14)_科林·鮑威爾

一一四

　　會晤結束時在加弗納斯島上照相的時候，有一個鏡頭是3個人站在一個小碼頭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和紐約高樓林立的海岸線。這3個人是裡根、戈爾巴喬夫和布什，是過去、現在和未來。

　　在歷次會見中，戈爾巴喬夫送過我幾件禮物，其中我最珍視的是一把配著雕刻精美的金屬槍柄的手槍。這把手槍無疑值180美元以上，所以我不得不交給總務署去估價，等他們估完價我就能第一個把它買回來，我不買的話就把它送去拍賣。總務署肯定是拿到索思比拍賣行的價格來為這把槍定的價。我要是拿到當鋪去估價就好了。但是我想要這把槍，只得咬咬牙簽了一張支票，只希望阿爾瑪看不出其中的奧秘。不料，在計算我們的支票賬的時候她看到了這張存根，便找上了我：「科林·鮑威爾，1200美元買了一把破槍！」

　　我在西翼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斷地提出決策建議，然後上報。考慮的問題範圍很廣，從在紐約哪個地方舉行首腦會晤最合適，直到幫助首腦會晤擬訂核裁軍條約。到現在我已經摸索出了一套作決策的原則，簡單地說就是盡可能挖掘你可能挖掘到的所有情況，然後憑你的本能作出判斷。我們全都有某種直覺，而且年紀越老越相信這種直覺。當我面對一個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例如要為某個職務物色人選或者選擇行動方針的時候，我總是收集我可能搜刮到的一點一滴情況。我找人來，打電話問人，查閱能找到的一切書面材料。我靠我所瞭解的知識來滋養我的本能，然後用我的本能來測試所有這些資料。「嘿，本能，這聽起來對嗎？味道對嗎？感覺對嗎？合適不合適？」

　　但是，時間容不得我們隨心所欲無限期地收集情況。到一定時候，在我們尚未把每一個可能找到的事實掌握到手之前，我們就必須做出決策。關鍵並不是決策要快，而是要及時。我有一個判斷時機的方程式，即P＝40至70，這裡的P代表成功率，數字表示已獲知的情況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況保證我做出正確決策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四十，我便不做決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況足以保證我做出決策的正確性達百分之一百時才做決策，因為到那個時候幾乎肯定是太晚了。到我獲得的情況能保證我決策的正確係數達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七十這個範圍時，我便憑我的直覺做出決斷。

　　1989年1月20日，星期五，總統就職日上午，我坐在邁爾堡27A我家裡的小辦公室裡，因為我沒接到出席就職典禮的邀請。我是行將離去的老班底的一員，所以沒有理由一定要邀請我。電話鈴響了，是在霍華德·貝克之後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的肯·杜伯斯坦打來的。

　　「我現在過來接你，」肯說，「今天是總統的最後一天，我想我們應當在他辦公室裡同他在一起。」

　　我與肯共事很愉快，以後會想他的。在他管理白宮工作人員的14個月裡，是我在裡根任期內看到的白宮人員工作最順當、相處最協調的時期。我管理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攤，主管與公眾交流的托姆·格裡斯科姆負責照管演說、報界和其他信息活動，肯則指導整個活動。我們3個人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很少發生衝突，有時還開開玩笑。有一個時期，我的手下老逼著我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申請一個印記用在我們的信箋信封上。杜伯斯坦不希望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一個獨立於白宮的單獨身份。但是，有一天他帶著他的手下人員到我辦公室來送上一隻海豹。那是只小小的絨制海豹，脖子上套著一個項圈，上面寫著「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①。從此，我們便不再設法滿足我們的自我表現欲了。與我所知道的有些白宮工作班子不一樣，我們這個組合證明了一個事實：只要能超脫於自我表現的遊戲之外，工作上不但可以做到沒有摩擦，甚至還能合作愉快。這種氣氛所以能夠實現主要歸功於肯·杜伯斯坦。

　　①SEAL一詞在英語裡含有「印記」和「海豹」的意思，在這裡語帶雙關。——譯者注

　　在裡根政府的最後一天，肯驅車來接了我。我倆在上午10點差幾分的時候到了白宮。我先到我的辦公室去了一下。在就職日的前一天，白宮勤務人員已經把西翼打掃了一遍，取下了每一幅照片，騰空了每一張辦公桌，搬光了所有文件。我的辦公室裡每一樣東西都重新油漆過或者擦洗過了，沙發靠墊也給重新塞得鼓鼓的，進到房間感到自己像是闖進來的外人，哪兒都不敢坐。眼下這個房間是懸在我和我的後任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之間的一個中立的空間。

　　我去到橢圓形辦公室，看到總統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一身黑色套裝，條紋領帶，像往常一樣無懈可擊。陪著他的有杜伯斯坦、馬林·菲茨沃特、凱西·奧斯本和總統個人助理吉姆·庫恩。辦公室裡出奇地空蕩，所有帶有羅納德·裡根個人色彩的東西都已搬走。我們在閒聊的時候，總統打了最後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他的政治顧問林恩·諾夫齊格的妻子邦尼的，他們的女兒休·皮蘭德已病重垂危，總統打電話表示慰問。放下電話後，他開始提到黃廳，那是白宮居住區內他最喜歡的房間。有人建議他在辦公桌上刻下他姓名的縮寫字母。他笑了起來，說他已經拿走「踢腳板」當紀念品了。

　　「我還在辦公桌抽屜裡留了一張條子給喬治。」他說。

　　總統轉身對我說道：「哦，科林，這個東西怎麼辦？」他從衣袋裡拿出他這些年一直帶在身上的核認證密碼卡。

　　「帶著它吧，先生，」庫恩說，「你現在仍舊是總統。宣誓儀式過後我們把它交出去。」

　　庫恩接著說道：「總統先生，時候到了。」他把攝影記者們放進房間最後拍照留影。他們拍了幾張總統坐在辦公桌後面、我們站在他身邊的集體照。然後，攝影記者們站到一張沙發後面，把鏡頭對著通往玫瑰園的房門。「來吧，總統先生。」吉姆說。裡根站起身朝房門走去，仍是人們所熟悉的輕快的步伐。當他走到門口時，回頭作了最後一次回顧。這就是幾架相機抓拍下來併發往世界各地的那個標誌著一個時代結束的形象。

　　在總統動身去國會的時候，我驅車回家從電視上看就職儀式。儀式剛結束，我想起需要打個電話給辦公室的一個人，便拿起我專用的白宮專線電話，可是電話已經被掐斷了。

　　我一生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年結束了。在我離開白宮的時候，有兩個問題仍使我牽腸掛肚，一個是巴拿馬的諾列加問題尚未解決，一個是孔特拉在馬克思主義政權統治下的尼加拉瓜仍勢如危卵。但是，我也參與了本世紀後半葉的歷史性轉折，那就是發生在蘇聯的地震似的變革。我曾同世界上的一些大人物密切共事。我還曾幫助裡根制定政策，讓可能造成世界毀滅的核武器競賽倒轉過來。這是我與裡根直接共事的最重要成就。他也許並不親自指揮每一項政策的每一個細節，但是他有別人為他做。報紙主編兼作家邁克爾·科達曾提出過一個富有洞察力的定義。他寫道：「偉大的領導人幾乎必定是精於簡化的人，他們繞過爭論、辯論和懷疑，提出人人都能懂得的解決辦法……」用這句話來形容羅納德·裡根是很恰當的。

　　裡根兩次當選總統靠的是他知道美國人民要的是什麼，並且——更難能可貴的是——把他們要的給了他們。他給予我們的是鼓舞力量和自豪感。對這一點，描寫得最生動的不是別人，而是通常並非支持裡根陣營的《紐約時報》。該報在總統在任最後一天的社論中寫道：「……他一直維持到終了，這既令人驚訝也令人寬慰。」這篇社論提到了解開總統的秘密的鑰匙，這就是，他在幾個基本問題上保持了強硬——「加強國防以及減稅」。文章還抓住了裡根其人的實質。《紐約時報》指出：「裡根總統令人想起類似哈羅德·希爾教授這樣的人物。」希爾教授是梅雷迪思·威爾遜1957年引起轟動的大作《音樂人》話劇裡的人物，是一位賣夢商人，他來到一個小城，許諾說：「江城一定會有自己的少年樂隊，這如同上帝造出小小的青蘋果一樣肯定……」《紐約時報》說，哈羅德·希爾令江城的孩子們「對自己的意志、團結和潛力產生了無比的自豪感。羅納德·裡根對美國也起了同樣的點化作用。」這篇社論的標題叫《音樂人退場》。這齣戲劇正巧是我所喜愛的，我認為這番讚揚恰如其分。

　　現在我即將離去，不再為這位卓越的人效力了。離開時，我對我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問心無愧，但是我渴望著回到我最初鍾情的地方去——軍服、部隊、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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