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13)_科林·鮑威爾

一一三

　　回家後，我像通常在面對需要做出決定的個人問題時所做的那樣，開列了一張利弊比較表。我把「留」列在左方，「走」列在右方，因為我只有兩個打算：或者留在陸軍裡，或者退休。我不想到國務院去當第二號人物，那等於降級。我也不想到中央情報局去當美國的間諜頭子，那不是我。暫留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裡也沒有意思，因為我知道布什心中有他自己的人選：能幹的斯考克羅夫特。最後，「留」方列出了19條理由，「走」方只有寥寥幾條，其中最後一條是「開始新的生涯，能賺錢」。在翻來覆去思考了兩天之後，我去見布什副總統，告訴他說我想回陸軍。他客氣地接受了我的決定。緊接著，在我們上午例行的彙報會上我把我的決定告訴了裡根總統。「部隊司令部是四星級，是嗎？」他問道。我回答說，是的，是陸軍最高軍銜。「好，好。」他說。

　　曾對我的生活道路產生過很大影響，也曾在伊朗—孔特拉事件之後幫助國家安全委員會恢復名譽，從而為保全裡根—布什總統班子的地位起了莫大作用的弗蘭克·卡盧奇也快走了。在弗蘭克做了那麼多的工作之後，我認為對他離開國防部長一職時的處理是不厚道的。他接到布什一個助手的電話，那人通知他說當選總統選擇前參議員托爾為他的繼任人選，並即將向新聞界宣佈。我的老朋友威爾·塔夫脫同意留在國防部，在托爾的任命等待完成確認程序期間掌理國防部（對任命托爾的確認程序後來拖了很久，最後未通過）。為了酬勞塔夫脫的能幹和忠誠，布什政府後來派他擔任美國駐北約大使，我知道後很高興。

　　在裡根政府臨近壽終正寢的那幾個星期裡，我感到壓力日漸減輕。我接受了一些換在以往會不得不婉辭的邀請。11月中，我到全國科學院出席為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安德烈·薩哈羅夫舉行的晚宴。主菜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時候，一位保安人員悄悄遞給我一張舒爾茨寫來的短箋。舒爾茨需要馬上見我。國務院就在馬路對面，所以我步行過去乘電梯上了7樓，來到舒爾茨的具有早期美國風格的小而精緻的辦公室裡。舒爾茨坐在辦公桌後面，在場的還有羅茲·裡奇韋大使及其助手查爾斯·希爾。他們跟我打了招呼以後，舒爾茨便解釋他為何這麼急著叫我來。蘇聯大使尤裡·杜比寧通知他說戈爾巴喬夫又要來美國了。我們不約而同地歎了一口氣。

　　「他要到聯合國發表講話，所以他想同總統再次會晤。」舒爾茨說，把杜比寧的信遞給我看。

　　我看了信。「戈爾巴喬夫想要見的顯然是下一任總統。」我說，把信交給舒爾茨。我提出，我們需要提醒戈爾巴喬夫，在我國，一個時期只有一位總統。

　　次日上午我們向裡根總統報告了戈爾巴喬夫要來的事。他願意同戈爾巴喬夫再次會晤，但是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就不能再作為首腦會晤來安排了。

　　戈爾巴喬夫將在12月7日到聯合國發表講話，離現在還有將近3星期。舒爾茨認為他為總統同蘇聯領導人會晤想到了一個很妙的地點。既然戈爾巴喬夫是到紐約向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何不使用大都會美術館，也可以讓這位蘇聯人領略一下美國文化？據我這個在紐約長大的人看來，這個主意並不怎麼高明。要是在大都會開會，兩位世界領導人的車隊和他們的隨從人員在曼哈頓一轉悠，紐約差不多就會陷於癱瘓。當我們把喬治的主張拿出來向周圍的人徵求意見的時候，特工處搖頭說這個地點在保安上十分令人頭痛，先遣工作人員說在大都會美術館開會後勤保障十分困難。他們有個更好的主意，在紐約港的加弗納斯島會晤。在那個地方舉行會晤礙不了任何人，離聯合國又近，越過東河很快就到，安全工作也容易安排。舒爾茨雖然不喜歡這個主意，但還是向白宮的舞臺監督們讓了步。

　　計劃工作開始進行的時候，我打電話給杜比甯大使，向他強調一點，這次會晤不是討論實質問題的會晤。無論什麼問題，就裡根政府而言都已經太晚了，就布什政府而言又太早了。無論是對行將卸任的老領導人還是對將要上臺的新領導人，都不要談交易，不要提倡議，不要在最後一刻搞突然襲擊。還有，在這次會晤中，羅納德·裡根仍是總統，喬治·布什雖然是當選總統，但是仍將作為副總統參加。

　　在戈爾巴喬夫到聯合國發表講話的那天，總統一行在加弗納斯島等候把這位蘇聯領導人送來的船。為了這次會晤，我們借用了指揮第一海岸警衛區的海軍上將的宅邸，在那裡我們邊等邊接收源源不斷傳來的有關戈爾巴喬夫的活動情況的消息：他到達聯合國大會會場時受到雷鳴般掌聲的歡迎；他發表了講話，這篇講話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戈爾巴喬夫宣佈蘇聯人將把武裝部隊裁減50萬人。這是他們主動裁軍，並未要西方採取對等行動。

　　在等待的中間，布什副總統把我叫到了樹葉已經發黃枯萎的花園裡。自從戈爾巴喬夫要求舉行會晤以來，他一直顯得異於往常的緊張不安。他和即將接替我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斯考克羅夫特擔心戈爾巴喬夫會不會試圖愚弄新上場的嫩手。布什盼望從我這裡聽到今天不會出現晴天霹靂的保證。我說：「副總統先生，我已經盡可能從俄國人那裡取得保證，只差沒有讓戈爾巴喬夫用他自己的嘴巴說出來了。但是他肯定知道我們的想法。總統也準備著把他們試圖突如其來提出的任何東西打回去。」

　　瞭望人員報告說戈爾巴喬夫的船來了。總統一行聚在將軍住宅的前面等候蘇聯領導人，羅納德·裡根站在最前頭，神采奕奕，容光煥發，頭髮在勁風中飄拂。

　　午宴的氣氛熱情親切。由於議程上沒有什麼可爭議的問題，總統幸甚至哉。他告訴戈爾巴喬夫說，他離任前只有一個使命沒有完成。他未能使陸軍重新建立騎兵，而他是酷愛馬匹的。總統說，最有益於一個人的心靈的莫過於騎馬。戈爾巴喬夫回答說，他要是知道總統的願望的話本來可以幫忙的，蘇聯有的是馬。說到這裡，他開始回憶他自己在一個農場上的童年。

　　我看看表，跟一個自己球隊只以一分領先的教練似的，盼望鐘點快些到，別在最後一分鐘失球。這時布什說話了。在這之前他一句話也沒說過。「我國是個投資者的國家，」副總統說道。「投資者總是希望知道今天的情況怎麼樣，不過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前景怎麼樣。所以，總書記先生，關於三四年或者五年以後蘇聯的環境能給投資者什麼保證呢？」

　　戈爾巴喬夫笑了起來：「副總統先生，這個問題連耶穌基督也回答不了。」聽到他提到救世主，裡根不禁莞爾一笑。裡根常對我們說，不管怎麼談論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他還是認為戈爾巴喬夫可能有宗教意識。不過這時我認為戈爾巴喬夫只是用了一句俄國的成語罷了。

　　不論裡根和戈爾巴喬夫之間有多親善，我心裡還是深信這次會晤是為了仔細打量美國的下一位領導人。我這個想法從戈爾巴喬夫接下來說的話中得到了證實。他眼睛盯著布什說道，他知道布什的顧問們告訴了布什一些什麼。他知道懷疑派仍然認為他在玩某種遊戲，想哄騙美國，以便蘇聯利用美國。他說，但是布什先生不久就會知道他沒有時間玩遊戲。他自己在國內的麻煩已經夠多的了。他說道：「在1985年，當我說將要有一場革命的時候，人人都歡呼。他們說，對，我們需要一次革命。可是，到1987年我們的革命開始進行以後，歡呼聲卻開始小下來了。現在是1988年，革命還在進行，但是歡呼聲已經停止。」他說，他仍然需要把他的革命繼續下去，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是為了他本國的利益。14個月以來我一直注意這個人，我相信他說的這些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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