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我的美國之路 | 上頁 下頁
一一一


  陸軍的候選人是諾曼·施瓦茨科普夫中將。他當年55歲,6.3英尺的魁梧身材,卓有才幹,性情暴躁。我是幾年前在邁爾堡同他做鄰居時認識他的。我倆沒有共過事,來往並不密切,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帶兵人,也知道他的才能和火爆性子給他帶來的那個很合適的綽號:「風暴諾曼」。我作為國家安全顧問是不正式參與人事委任事務的,但是我對應該由誰來領導中央總部自有我強烈的看法,尤其是在同我在五角大樓的密友裡奇·阿米蒂奇幾次長談之後。我倆都認為,在一個海軍兵力單薄、作用不大的地區由海軍去掌管軍事部隊並不合適。更重要的是,設置中央總部的意圖在於讓它發揮一支在沙漠地區打地面戰的快速部署部隊的作用。這種任務顯然是陸軍或者海軍陸戰隊的任務,不是海軍的任務。而且我們相信施瓦茨科普夫這個人。我把我強烈的傾向性意見告訴了卡盧奇。弗蘭克本人也不贊成由一位海軍將軍指揮中央總部,所以他推翻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推薦。這就是諾曼接過中央總部指揮權的經過,這個職務後來使他留名青史。

  8月16日,我正坐在車上趕路,我的秘書弗洛倫斯·甘特給我看一封信,是我在安全委員會裡的拉美問題專家之一傑奎琳·蒂爾曼從華盛頓發來的。信中寫道:「請告訴我的將軍,他的時刻保持警覺、眼光很尖的工作人員注意到,當總統乘『空軍一號』離開新奧爾良時,沒有看到他的人影……很自然,老行政辦公樓三樓走廊裡眾說紛紜。」

  其實,當時我隨總統到了新奧爾良。總統到那裡去是要作為黨的領袖向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最後一次講話,然後,將把大權交給1988年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喬治·布什。這是我第一次出席黨的大會,這種雜技表演與民主的混合場面,從頭到尾使我感到很高興。我本人也扮演了一個小小的角色。

  頭年12月,史蒂文斯參議員曾寫過一封短信向布什推薦我做他可能的競選搭檔。然而,那不過是私人間的通信。今年早些時候,霍華德·貝克有一次上電視時被問到共和黨缺少種族方面的多樣化問題。相比之下,民主黨有傑西·傑克遜脫穎而出,成了全國性政治人物。在被問到共和黨候選人的時候,黨派政治觀念浸透全身的貝克,從展望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這個問題上看到了黑人出任國家領袖的一個機會,隨手把我的名字拋了出去。事後我見到他時問道:「霍華德,你為什麼那樣做?」他用哦哦啊啊的田納西拖腔回答說:「我當時只不過想這是個好主意。」

  貝克的那句話驚動了幾個權威人士,他們紛紛撰文評論我當副總統的可能性。他們中有喬治·威爾、查爾斯·克勞薩默爾、威廉·拉斯伯裡和克拉倫斯·佩奇等等。在政治裡氏震級表上,那件事引起的震動還夠不上震級,但是在黨代表大會上我的一些朋友拿這個想法開了個小小的玩笑。我正坐在看臺上,忽然聽到周圍的人笑了起來,扭頭一看原來是白宮裡的幾位同事舉著一幅標語牌,上面寫著「布什C鮑威爾1988」。

  裡根總統在代表大會上講過話以後,同工作人員一起出來去機場乘飛機前往加州,總統打算在那裡過一個短暫的假期。電視攝像機鏡頭攝下了隨行人員登上「空軍一號」的場面,也就是這時,我在華盛頓的那些部下沒有看到我登機,於是蒂爾曼便發來了那封信。科林哪裡去了?在關於喬治·布什的競選搭檔的猜測正沸沸揚揚的時候,他們開始捉摸我是不是留在新奧爾良和布什在一起了?可能不可能?答案遠沒有那麼令人興奮。我是從後面的門登上飛機的。

  在停機坪上,就在我們起飛的前一刻,布什向裡根透露了他所選擇的競選搭檔:印第安納州參議員丹·奎爾。當時要是選中我或者是另外十幾位冷門人物中的任何一個,使人感到意外的程度也不可能比這更大。我在全國政治聚光燈下的15分鐘是湊熱鬧,令我受寵若驚,也令我有點尷尬。布什副總統從來沒有就這個問題向我說過任何話。

  1988年春季的一個下午,時近黃昏,我接到總統秘書凱西·奧斯本的電話。她說:「鮑威爾將軍,有個電話,我讓他先等一等。我知道他是總統的一位老朋友,但是我想應當由你先同他談談。他說他同戈巴尼法先生有接觸,是關於釋放人質的事。」

  上帝幫幫我們吧。又來了一個叫人頭痛的傢伙。我們白宮工作人員中有兩條規則:我們不同恐怖分子談判,我們也不向總統談任何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所謂可以解救人質的奇談怪論。現在來了個加州老相識想找總統談談武器換人質騙局裡的一個職業騙子手的事。這個騙子有3個生日、3本護照和6個化名。中央情報局曾用他作為情報來源,但後來把他甩掉了,認為他「專編假情報,老是添麻煩」。他每次接受中央情報局測謊器的測驗都通不過。在有一次測驗中,只有他的名字和國籍說的是真話;也是這個人,兩年前差一點毀了羅納德·裡根的總統地位。我感謝凱西女士先向我打招呼並告訴她說,好的,這位先生由我來應付。

  我打發不掉這個人。從此以後這個商人沒完沒了打電話給我,用興奮的語氣告訴我戈巴尼法的最新戰略。他說,他知道戈巴尼法是位正經人,因為他到這個人在巴黎的豪華公寓作過客。他有一次向我報告說,戈巴尼法為了使人質獲釋已經用自己的錢付出了50萬美元。總統的這位朋友勸我說,我們應當同他合作。

  起初我用講道理的態度對待這個加州老頭,向他解釋他為什麼不應該去同馬努切赫爾·戈巴尼法打交道,也向他說明為什麼決不能用這件事去打擾總統。可是這位朋友不願意錯過這個冒險的機會。整整一個夏季,直到進入秋季,電話一直沒有斷過。到了10月份,我終於問他能不能在近期到華盛頓來一趟,我需要和他談談。他搭下一班飛機來到華盛頓。我們安排在一個星期日上午到水門飯店休息室見面。我帶了巴裡·凱利一起去,他是中央情報局的,是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情報主任。我們見到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先生,陪他到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

  「先生,你是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我說道,「你在同世界上最卑鄙的無賴之一打交道。」我讓凱利把記錄戈巴尼法劣跡的材料念給他聽。然後我說道:「你解救不了任何人質。你只會傷害你的朋友羅納德·裡根。」我指著他的鼻子說:「我離開這裡便回白宮,回去後便指示接線員,如果你再打電話來就掐線。你是在逼我輕蔑你。別使我這麼做。」

  這場談話顯然奏效了。他沒有再打電話找我們。

  邁克·鮑威爾和簡·諾特在10月1日舉行了婚禮。我取笑我的兒子為了接受一次發表講話的邀請居然推遲了蜜月旅行。我說,對一個熱情奔放的美國青年來說這是奇怪的選擇。但是,這次發言在邁克看來意義重大。卡盧奇要他在國防部——現在邁克在那裡工作——一次嘉獎殘疾雇員的儀式上發言。阿爾瑪和我陪著我們的新兒媳和她的雙親諾特夫婦到了五角大樓禮堂。邁克準備講些什麼我們事先並不知道。我們望著他拄著手杖徐步走上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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