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09)_科林·鮑威爾

一〇九

　　在國內，情報圈和政策研究圈裡的人正在為如何應付蘇聯的變化忙得不可開交。中央情報局的一些蘇聯問題專家告訴我說，蘇共中央快開會了，在會上——這次是肯定的——強硬路線派將要交給戈爾巴喬夫的是他自己的腦袋。中央全會舉行了，會後戈爾巴喬夫貶黜了大約12名將軍和強硬分子。我同情我們的蘇聯問題專家們。他們已經研究蘇聯40年，並對它有深刻的瞭解，蘇聯的這一套結構和規則正在消失。不管我們這些專家的專門知識有多豐富，他們對形勢的預測比常看電視的普通人高明不了多少。

　　我已經身臨其境地看到形勢的發展，對這些專家的意見越來越不大重視。舒爾茨也開始不大在意中情局對蘇聯的估計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戈爾巴喬夫確實想要擺脫軍備競賽的經濟負擔，想把傀儡國家的包袱卸給西方的銀行家，而且想要從解放戰爭這種事情中脫身。我們的專家們不大願意預言未來將與往昔迥然不同。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會失敗，而他的確是失敗了。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他不是因為革命不夠徹底而敗給左派，而是因為放棄了蘇維埃的理想而敗給右派了，蘇維埃理想現已變成了一場噩夢。我國對外政策和情報圈裡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勁敵；正如一句老的笑話所說：

　　「一旦惡魔得救了，那麼這些傳道士幹什麼去？」

　　5月6日，我這個當年喜歡在大學體育館裡鍛煉身體甚於坐在課堂裡的學生，來到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大學，坐在主席臺上，等待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當年與我一起當白宮研究員的同學、可以算是我弟弟的吉姆·博斯蒂克現在是佐治亞—太平洋公司經理，事業進行得很順利。吉姆也是克萊姆森大學校友裡的名人，是他提名授予我學位的。9天后，我到威廉—瑪麗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並接受又一個榮譽博士學位。我對在場的人們說，跟坐飛機坐得多能得到優惠一樣，這是我給這所大學頻繁寄支票、並且還要繼續寄支票換來的優惠。邁克是1985屆畢業生，琳達是1987屆的，安妮瑪麗也即將在當年秋季進威廉—瑪麗學院讀書。緊接著，安妮瑪麗就讀的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市華盛頓—李中學邀我到她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在這前後，我打電話給盧埃林姑媽。她說她在電視上看到我給總統當顧問，看到我接受那些了不起的學位。「上帝啊，」她說，「這些黑種小鬼怎麼幹得這麼棒！」

　　＊＊＊

　　5月的一個繁忙的下午，我的一位助手在我門口探頭進來說：「查利·威克的人想知道，他乘哪部電梯上去，出了電梯是往右拐還是往左拐，進房間後電燈開關在哪裡？」為了即將來到的莫斯科首腦會晤，我們除了為實質性問題做準備之外，還要應付種種叫人頭痛的後勤問題。威克是裡根在加州的密友，現任美國新聞署署長。在我的部下為安排800多人到莫斯科去而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查利的工作人員看來佔用了我們40％的時間。

　　我打電話給威克說：「查利，如果你想去莫斯科，你那些人最好別再往我辦公室打電話。」查利立即止住了他那些助手。這就是有關首腦會晤的精彩標題的背後情景。

　　裡根一貫尋求親如家人的氣氛，這是突破令人氣悶的禮儀拘束、達到像友人相逢一樣的效果的好辦法。他想對戈爾巴喬夫直呼其名。總統說：「知道嗎，在經濟首腦會議上同西方各國領導人初次相見的時候，我說『我叫羅恩』，短短幾小時之內彼此間便以『羅恩』、『布賴恩』、『弗朗索瓦』和『瑪格麗特』相稱了。」

　　這個特大問題在白宮和國務院之間來回討論，反復推敲。舒爾茨說他認為只稱名不道姓是個好主意。羅茲認為，現在還為時太早，不宜勉強套近乎。我贊成羅茲的看法。不論有沒有公開性，我們仍是在與一個強硬固執的人打交道。再說，我認為這樣稱呼也不相稱。戈爾巴喬夫年輕一大截，夠當裡根的兒子，我相信他用「羅恩」來稱呼美國總統會感到彆扭。果然，在首腦會議期間裡根曾有兩次試著叫「米哈伊爾」，可是戈爾巴喬夫總是回稱「總統先生」。

　　我們懷著很高的希望再度前往莫斯科。5月15日，蘇聯開始從阿富汗撤軍。我們期望在這次首腦會晤期間能在削減核武器方面實現突破。裡根和戈爾巴喬夫已經簽署了中程核力量條約。在此期間這個條約已經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但是還有待美國參議院批准。我們預期會批准，但是非得先跟共和、民主兩黨的保守派鬥上一場不可。這個條約對這些人說來很難下嚥，因為我們得放棄某些武器，還因為對蘇聯的不信任感還殘留著，不容易消除。我成了政府推銷班子的一員，努力向參議院的強硬派和中間派兜售這個條約。

　　5月28日，也就是我們到達莫斯科的前一天，當總統一行正在芬蘭休息以消除飛行疲勞時，我們得到消息說參院已批准了該條約。

　　第二天，當「空軍一號」開始朝莫斯科下降的時候，我來到總統專用座艙。按照計劃，他在首腦會議期間將在大約30個場合發表講話，我想去同他把到達後緊接著要作的幾次講話的要點再理一遍。在他下飛機之前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我一進座艙看到他獨自坐著望著窗外，這時我們已經降到能夠看清俄羅斯大地上的房舍和農田的高度了。

　　「看，幾乎沒有車輛來往。」他說道，略略跟我打了個招呼。

　　「總統先生，關於到達後的幾個講話不知道您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我說著，在他旁邊坐了下來。我開始一張一張複述記錄提綱的卡片，但是他並沒有在聽。這時飛機正在放下襟翼，輪子快要著陸了，我心急如火，尤其是看到總統終於扭過頭來問我「你說什麼？」的時候。

　　他並不在意我的焦急。他終於看到了這個「邪惡的帝國」。在上一次首腦會晤期間，他曾希望戈爾巴喬夫乘飛機在華盛頓上空兜一圈，那樣他就能讓他看看車輛來往如梭的公路和消費品源源往外湧的工廠了。在羅納德·裡根看來，幾乎空蕩無人的俄國公路象徵著共產主義的失敗。這樣的公路加強了他的信念，使他更加覺得他必須幫助戈爾巴喬夫把蘇聯社會朝我們的方向改變。

　　下了飛機，他走到攝影機和話筒前面，一如既往完全熟記自己的臺詞，毫無紕漏。

　　在裡根和戈爾巴喬夫的第一次單獨會談中，蘇聯領導人交給總統一份聲明草案。他建議在發表最後公報的時候把這個聲明包括進去。裡根看了一遍，他喜歡這個聲明。這篇文章看上去沒有可反對的地方：「……兩位領導人認為，任何有爭執的問題都不能依靠也不應該依靠軍事力量來解決。」「必須認識到，所有國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及其社會政治選擇的自由，乃國際關係不可缺少的和必須遵守的標準。」總統要工作人員研究一下戈爾巴喬夫建議的用語。

　　我相對說來是個新手，看不出這篇聲明中有任何特別危險的東西。但是我們代表團裡的那些老蘇聯通像塊排除爆炸裝置似的把它橫挑鼻子豎挑眼地琢磨了一番，然後舒爾茨和裡奇韋主張總統不予接受。這個聲明有許多隱諱用語，發表了它就等於我們無意間贊成蘇聯繼續佔有波羅的海諸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而我們一直是公開不承認這些國家屬蘇聯的。在動人的措辭底下，這篇聲明實質上是說，你們的是你們的，我們的是我們的，我們彼此別碰對方的地盤。

　　我們把這件事暫時放在一邊，先去忙別的問題和首腦會晤期間一些值得紀念的大事，如：裡根在美國大使官邸斯帕索樓聆聽膽敢到這裡來敘述他們所遭受的壓迫的俄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傾訴；美國總統在巨大的列寧胸像下同莫斯科大學學生交談；曾經把蘇聯指為「現代世界的罪惡淵源」的美國總統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並肩站在紅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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