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08)_科林·鮑威爾

一〇八

　　關於怎樣提防新聞媒體，怎樣提供消息的經驗教訓還有：向你提出的問題你用不著每一個都作答。問什麼問題由他們選，回答什麼問題由你定。我從那次同華萊士打交道的痛苦經驗中還學會了如何越過向你提出問題的聽眾而另外瞄準你要對之說話的對象。回答問題時，一定要著眼於該怎樣對坐在熒屏前注視著你的千百萬聽眾說話。

　　為了維護面子而採取變通的做法有時也適用於國際問題。科威特人要我們賣給他們「小牛」空對地導彈和可以用來發射這種導彈的FCA—18飛機。美國猶太人的主要院外集團——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在大約一年前阻止了一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小牛」導彈的交易。該委員會還公開反對向科威特出售FCA—18飛機，但是我覺得他們並不想同裡根政府再發生一場激烈衝突。委員會的一位負責人向我承認：「我們反對的主要倒不是飛機，而是飛機攜帶的『小牛』導彈。」

　　「小牛」導彈有兩種型號，D型小，G型大，這他知道。被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擋住沒賣給沙特的是D型「小牛」導彈。這位負責人說：「我們的態度應該前後一致。在D型導彈問題上我們反對過沙特人，我們也得同樣地反對科威特人。」

　　我有點聽不大明白，便說：「你們知道D型能達到的破壞程度G型也完全能達到，而且G型的破壞力更大得多，但是，你們不反對向科威特出售攜帶威力更大的G型導彈的FCA—18飛機，是這樣嗎？」

　　「我們必須前後一致。」他重複了一句。

　　科威特王儲薩阿德·阿卜杜拉·薩利姆·薩巴赫親王這時正在華盛頓催促達成這筆買賣。我前往親王下榻的飯店套房，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阿米蒂奇和奧克利已在那裡，他們正向親王解釋這筆買賣的問題所在。我向親王介紹了D型和G型導彈的差別，然後指出，我們不能把FCA—18飛機連同威力較小的D型導彈一起賣給他，但是我們可以把這種飛機連同威力較大的G型導彈一起賣給他。親王請我再說一遍。我又說了一遍。親王同他的幾位顧問面面相覷，好像在說：「他們還說我們不可思議呢！」他要求允許他們退場單獨商量一下。

　　科威特人回來後，親王說可以，他們願意購買FCA—18飛機和威力更大的「G」型「小牛」導彈，如果我願意把這項協議寫下來簽上字的話。我料想他們是怕以後沒人會相信這筆交易。我表示同意。

　　皆大歡喜。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正如它對沙特人幹過的那樣也攔住了向科威特人出售D型「小牛」導彈，因而保住了面子。科威特人莫名其妙地如願以償，喜出望外。飛機和導彈製造商獲得了一大批買賣。這件事的道德寓意是什麼？也許在《艾麗斯漫遊奇境記》裡可以找到答案。

　　總統所有講話的講稿都由總統最後酌定，但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發言在白宮首先要經過我同意。今天送交我們過目的是將在4月21日向斯普林菲爾德的西馬薩諸塞世界事務理事會發表的講話草稿，它是由在撰寫強硬路線發言稿方面坐頭把交椅、擅長把握裡根式語氣的撰稿人多蘭領導起草的。羅納德·裡根希望美蘇關係繼續變對抗為合作，但是表現出轉變太快並不是好的討價還價策略，所以多蘭主張在這篇講話中要有些辛辣的東西。再則，總統是保守派，美國又快要進入選舉年了。裡根本人雖不再參加競選，但是政府決意繼續堅持它的保守立場，把它傳給下一位共和黨候選人。因此，為了在莫斯科首腦會議之前穩住共和黨右翼，這篇講稿寫成了一流的老式的東西方對抗講話。我對這篇講話在外交方面的作用隱約感到不安，但是從頑強的黨派鬥爭立場來看又認為這種策略有道理。

　　4月22日，也就是總統發表了這篇講話的第二天，我同舒爾茨到了克里姆林宮的聖凱瑟琳大廳。那是間富麗堂皇的沙皇時代的宮殿，極高的天花板，黃白相間的雕樑畫柱，巨大的枝型吊燈晶瑩閃爍。戈爾巴喬夫坐在桌子對面，沉著險厲聲譴責24小時前裡根總統在斯普林菲爾德的強硬講話，邊說邊用力打著手勢。他說：「我不能不認為這是倒退，是企圖向我們說教。」否則如何解釋裡根那套對蘇聯的老式攻擊？

　　「這次首腦會議上是不是要大吵一場？」他問道。

　　我注意到戈爾巴喬夫是如何為這番譴責做準備的。今天他面前沒有放記事本，而是放著一個空的文件夾，文件夾的封面、背面和裡頁都寫滿了字，一行行的，起先還保持水平走向，越寫越斜，越潦草。我可以想像昨夜的情景：「主席同志，這是你明天用的發言提綱。」短暫的沉默。戈爾巴喬夫把一疊紙翻了翻，往邊上一扔說：「發生了新情況，這堆廢話沒用了。我自己來準備發言稿。」

　　會談時，這位蘇聯領導人指出前總統尼克松最近批評了中程核力量條約。「尼克松寫回憶錄寫得很辛苦，停下來參加政治辯論解解乏，」戈爾巴喬夫用諷刺的口吻說道，「不能讓死人揪著活人的衣服下擺，把他拖回到以往的年代。我們應當反對那些想要往蘇美關係正常化的車輪裡插棍子的人。」裡根重談好戰老調是想幹什麼？是想回到老的政治關係，還是只是演給美國右派看的？我心中在想：米哈伊爾，你很有洞察力！

　　嚴厲的斥責，包括翻譯的時間在內，整整繼續了45分鐘。

　　一開始我曾為我們將為斯普林菲爾德講話付出多少代價擔心，但是接著我開始意識到戈爾巴喬夫也是在演給沿桌坐著的那些蘇聯人所代表的他的選民們看的。他不能在他的國家挨了拳頭以後不做做還手的姿態。

　　斯普林菲爾德講話稿被通過的時候舒爾茨不在華盛頓。他一直沒看過這稿子，所以聽到戈爾巴喬夫那一通發作有些吃驚。但是，他很聰明，不聲不響地聽著，在戈爾巴喬夫終於講完了的時候，他沉著冷靜地把話頭轉入了議題。戈爾巴喬夫換了語氣。他開始敘述他在改革和公開性方針下要達到的目的。他要改革這個像步履蹣跚的巨人似的國家，要使蘇聯提高效率，要使蘇聯適應市場經濟，要改革蘇聯共產黨，要用我們從未想像到的方式改革蘇聯。他說，總之他要結束冷戰。他們和我們的意識形態之戰已經過去，他們敗了。他知道我是軍人，直看著我眨著一隻眼說：「既然你們已經失去了頭號敵人，以後作何打算？」

　　那天晚上，我回到飯店房間裡，回顧這非同尋常的一天，有了一個深信不疑的想法。蘇聯這種方針的改變並不是為麻痹我們而行使的詭計。這個人說的話是當真的。我躺在床上，意識到我生活的一個階段已經結束，另一個階段即將開始。直到現在為止，我作為一個軍人的使命一直是對抗、遏制以及必要時與共產主義作戰。現在我必須想想一個沒有冷戰的世界。我們在生活中所信守的一套老原則現在如同過期的時刻表一樣，只會起誤導作用。

　　莫斯科會談結束後，舒爾茨由謝瓦爾德納澤陪同去格魯吉亞共和國訪問，我打點行裝回國。途中在倫敦停留，以便向當時的首相撒切爾夫人通報情況。我仍是被引入她的起居室，在那裡同她談了將近一小時。在準備離去時，我提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最後一段話。我說道：「首相，他對我說，『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而且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我將使事情不可逆轉，然後，當我支持不下去的時候，別人會來代替我。』」

　　「喂，親愛的孩子，」她說著做了一個不必放在心上的手勢，「不要相信你所聽到的每一件事情。要知道，有時候連我也會說這種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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