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07)_科林·鮑威爾

一〇七

　　多勃雷甯一張大大的險，面相開朗慈祥，態度和藹可親。我提高了警惕。「科林，」我們吃飯的時候他說道，「對這裡的現狀你必須有個瞭解。戈爾巴喬夫是我們自從列寧以後第一個治理國家的『法家』。這一點比你所意識到的更重要。由官僚發號施令進行治理的社會運轉不靈，因為這些官僚沒有別的能耐，也沒有改革的良策。戈爾巴喬夫正在努力使我國成為法制國家，不再由庸碌無能的党幹部治理。」多勃雷寧接著指出，這位新領導人對軍方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把將領們都快氣瘋了。戈爾巴喬夫對他的將軍們說道：『你們對我說正因為美國人有這種那種武器，我們也非得有不可。為什麼？我不想去征服美國人。所以請問，我們為什麼需要有這些武器來保護我們的安全？』」多勃雷寧說，以前從來沒有人對軍方提出過質問，軍方一向是要什麼有什麼。

　　他要求我試著站在他們方面看看蘇聯帝國主義是怎麼樣的。他說：「你們總是拿古巴來猛攻我們，古巴這樣、古巴那樣。你們知不知道是誰把古巴給了我們？是你們。卡斯特羅是個革命者，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到聯合國去，住在哈萊姆區的特裡薩飯店。你們政府對他不理不睬，把他當賤民看。於是他投進了我們的懷抱。」

　　他繼續說道：「你們不斷在尼加拉瓜的事情上猛攻我們，但是，我們向桑地諾分子提供的支援只不過是夠他們自衛用的武器，尚不足以用來騷擾鄰居。以後你們再不會看到我們那麼快就去參與別人的革命。」那樣的日子正在結束，多勃雷寧接著說。那種使蘇聯花費了數以億計的盧布，換回的只是些暴虐政權和使蘇美關係惡化的對外冒險活動，以後不會再有了。

　　多勃雷寧說，戈爾巴喬夫希望的是使蘇聯國內穩定。新政府想要走向自由市場，但是這種轉變不容易。「拿麵包來說吧，我們為成本提供補貼，麵包價格便宜到用酒糟喂豬還不如用麵包喂豬合算。包裝麵包的塑料紙的成本比麵包本身更貴。這種情況我們知道很荒唐，也知道不能再維持下去，可是已經補貼60年了，不能說停就停。那樣我們真的又會發生一次革命。」他說，戈爾巴喬夫也試過提高稅率，使國家多一些財政方面的責任心，「但是那樣又有扼殺企業精神的危險。」

　　我知道說話的是個老行家，是個跟革命前的綢緞一樣滑溜的外交官。但是，我並未把多勃雷寧對我說的這些話自動先打上個折扣。回飯店後我把我所記得的每一個字都記錄了下來。

　　3月1日，裡根總統在布魯塞爾同北約其他15個成員國國家元首會晤。正震撼著蘇聯的那些變化也動搖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所有那些以往的假設。德國總理科爾——他的國家在一旦發生東西方大戰時很有可能成為戰場——要求進一步達成削減戰術核武器（例如我們的射程60英里的「長矛」導彈）的協議。在美國國內，裡根政府受到人民的壓力，他們想知道，既然蘇聯的威脅已經減小，我國的國防開支按人均計算為什麼仍要比一般北約夥伴高出將近3倍。

　　在布魯塞爾總部，北約各國領導人圍坐在一張圓桌旁，身後坐著各自的工作人員。裡根總統在16個人中排在最後一個發言。第一天會議結束之前將輪到他。在聽了前面的發言者關於戈爾巴喬夫的絮絮叨叨的長篇大論之後，我有點不放心我們為裡根總統準備的發言稿夠不夠充分。趁會間休息時，我走到總統跟前輕聲說道：「總統，你的講稿的確不夠好，我很抱歉。恐怕你要臨場發揮了。」

　　他神情愉快、毫無焦慮之色地望了我一眼。「行。」他說。他將在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之後發言。馬爾羅尼在開場白中說，他對做超級大國鄰居的處境也頗有感受。接著，他把他的國家與我國之間的3000英里不設防邊界同東方集團與西方之間劍拔弩張的邊界作了對比。他說，重兵把守的邊界代表過去，美加邊界的範例必定代表未來。馬爾羅尼口才出眾，他對改變當天會議的氣氛起了作用，使發言擺脫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戈爾巴喬夫熱。

　　最後輪到裡根總統了。他談到我們試圖同蘇聯達成些什麼協議。他簡單而又具有說服力地談到我們的目標和期望。他講話時不看講稿，他的話顯然打動了其他首腦。羅納德·裡根並非像批評他的人描繪的那樣是個只有一個心眼的人。他沒這麼簡單。在這一天，他再次顯示了對發生在美蘇關係中的歷史性變化的悟性，並且用老友相對那樣的獨有的裡根式談吐表達了他的信念。他的自信心和自在感比我所認識的任何人都強。

　　北約會議散會出來時，全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的克裡斯·華萊士要求採訪我。他說：「我希望先非正式瞭解一下背景，不上鏡頭，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同意了，於是便向他介紹了情況，足足談了15分鐘。「現在我們上鏡頭吧，」他說，於是我倆進行了12分鐘的錄像問答。在問答談話中我告訴他說，雖然這麼多領導人在一起會談總難免有不一致，但會議開得很順利。在這段談話之後，他又接下去問了一些問題，也是非正式的，不上鏡頭。又談了10分鐘。我同華萊士總共談了半個多小時，然後很高興地回房間稍事休息。

　　我肯定睡著了，是電話把我驚醒的。電話是國內白宮新聞辦公室的什麼人打來的，他問我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我不明白這個人在說什麼。他告訴我說，我公開表示不同意總統的看法，在電視節目中讓總統丟臉。

　　我馬上到菲茨沃特的新聞中心，請那裡的工作人員把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的錄像帶找出來放給我看。華萊士和他的攝像組在總統走出會場時攔住了他。華萊士問總統，北約夥伴中間在仍然存在的蘇聯威脅問題上有無任何分歧。總統說他從未見過如此和諧。華萊士問他，他們是否在某個事情上有分歧？「沒有。」裡根說。鏡頭從他移向華萊士。華說道：「可是甚至在總統自己的顧問中間也有人對這一點有不同看法。」於是出現了我在說話的鏡頭：「與會的16個國家，全都是主權國家，分歧當然會有，而且當然時不時會有熱烈的辯論和討論。」我跟這人談了半個多小時，他從中只摘用了這7秒鐘。

　　不久，我碰巧遇上了華萊士，就說：「克裡斯，你這一招很低劣。」

　　他仍然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說道：「我需要另一種觀點，如果這是你遇到過的最糟糕的事，那算你走運。」

　　到了這時，我恍然大悟，這片叢林裡果然有老虎出沒。回華盛頓以後，我在4月5日——那天正巧是我51歲生日——向新聞界通報巴拿馬情況。有人向我問到一個走漏出去的消息，說我們可能考慮綁架諾列加。我按照我制定的應付媒體的新規則之一做了回答：「我不是討論可供選擇的辦法。」在情況通報會臨近結束，我即將保持完膚而退的時候，我突然感到被誰咬了一口。不久前傑西·傑克遜牧師就巴拿馬形勢發表了他的勸告，有位記者就這件事向我問道：「傑西·傑克遜介入對外事務合適嗎？」我頓時明白了他的用意。他其實是說：「請你給傑西來上一拳好嗎？兄弟一吵架，新聞就有了。」

　　我說：「我很欽佩傑西·傑克遜牧師，而且像對任何人一樣，我對他的意見表示理解。」這句話詮釋出來就是：「你想叫我和傑西幹架，你們看熱鬧，那可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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