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06)_科林·鮑威爾

一〇六

　　這齣戲演得完美無瑕。總統為討論定下了我們所希望的調子。我不時地望望戈爾巴喬夫，再一次意識到此人的思維敏銳。他立即明白了我們為了扭轉昨天的方向做出了哪些努力。總統講完後，戈爾巴喬夫翻了一下他的小本開始發言。不一會兒，他索性把那本子拋開，單憑記憶做了一次完全以事實為根據的講話。這顯示出他對自己的材料掌握得滾瓜爛熟。他闡述了他依舊強烈反對戰略防禦計劃的立場。戈爾巴喬夫說，與美國傳媒所歪曲的相反，蘇聯並沒有實施它自己的戰略防禦計劃。但是，如果美國想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那是你們的事。不過蘇聯將會做出反應。總之，他講話的主旨還是積極的，那就是要繼續尋求削減核武器的協議。

　　會談進行了一個半小時多一點。舒爾茨、卡盧奇和我得不時地就一些細節問題為總統救駕。儘管戈爾巴喬夫在對問題的掌握方面明顯佔優勢，但他的舉止中絲毫沒有傲慢的成分，絕沒有1962年尼基塔·赫魯曉夫在維也納威逼年輕而又缺乏經驗的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那種情形。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更像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對複雜問題的理解和闡述方面，這位英國首相也比羅納德·裡根高明許多。她和戈爾巴喬夫都在裡根身上看到了在兩次總統選舉中贏得了美國人心的那些品質。此人不僅是總統，他在許多方面體現了他的人民的樸實性格、講究實際的態度以及樂觀精神。聰明的外國元首們承認這一事實，比較刻薄的領導人則不然。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決不是傻瓜。

　　12月10日上午，天空陰沉，淫雨霏霏。人們聚集在白宮南草坪上為戈爾巴喬夫送行。然而，戈爾巴喬夫卻像一個剛剛贏得了預選的政客一樣春風滿面。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確是贏得了一次預選。在從蘇聯大使館去白宮的路上，戈爾巴喬夫讓他的車隊在第16街停了一下，開始向圍觀的人群做姿態，而且他的姿態做得十分成功。正如我們後來認識到的，他的舉動證明，他在國外比在蘇聯國內更得人心。然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具體問題需要解決：蘇聯人想要的彈道導彈的最高限額是5100枚，而我們想要的是4800枚。我們只有把這個分歧解決了，才能從中程核力量條約邁向限制戰略遠程核系統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這類戰略遠程武器是設計未來越洋發射、襲擊彼此的城市的。

　　當我們同蘇聯人一道擠在內閣會議廳裡，爭論著可容許的彈道導彈數目問題的時候，裡根和戈爾巴喬夫卻在那邊等待我們結束討論，使他們能夠在浸透了雨水的南草坪上開始舉行歡送儀式。最後，卡盧奇向阿赫羅梅耶夫提議，我們乾脆來個折衷，把導彈數目定為4900枚。我們的人走向總統，在舒爾茨和我保證這是一筆好交易之後，總統同意這個建議。我感受到了卡盧奇以前感受過的那種激動心情。羅納德·裡根相信他手下的人，他會接受你的建議，所以你的意見最好是正確的。總統曾在一張我在橢圓形辦公室向他彙報情況的照片上給我題字。他題的字是：「科林，如果你這麼說，那就一定是對的。」這表明他是多麼信任我，這種信任真有點令我誠惶誠恐。

　　戈爾巴喬夫也同意了這個折衷限額。於是，就在華盛頓那個下雨的午後，世界變得更加安全了。

　　1988年1月，我們進入了裡根政府的最後一年。對於像我這樣僅僅一個月前才從側翼走上全國性舞臺的人來說，這個時期是在饒有興趣的氣氛中開始的。我收到了阿拉斯加參議員特德·史蒂文斯同布什副總統之間兩封往來短箋的副本。史蒂文斯在聖誕節剛過的時候寫信道：

　　親愛的喬治：
　　我的確對科林·鮑威爾印象很好。
　　據我判斷，他應當列入你遴選副總統的「最後考慮名單」。

　　幾天後，1988年1月5日，布什回信說：

　　特德：
　　你對科林·鮑威爾的印象沒錯。他在各方面都是屬A級的人。
　　承蒙恭維。

　　但是他倆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因為布什從未對我提過這件事。

　　那個時期民主事業在拉丁美洲正在取得勝利，但是在桑地諾派掌權的尼加拉瓜和諾列加執政的巴拿馬則不然。我在一段時間以前已經知道尼加拉瓜孔特拉決不可能高舉勝利的旗幟和槍支在馬那瓜凱旋遊行。他們還不夠強大，但是他們仍是我們促使桑地諾派繼續坐在談判桌旁的手段，這個策略當時是起作用的。雙方已在頭年8月達成初步協議。我認為，為了保持壓力，我們應該繼續向孔特拉供應武器，不是從後門送過去，而是在國會批准的情況下公開提供。我當時仍在為一項向孔特拉提供武器的一攬子計劃盡力遊說，而那是使我深感失望的日子。在臨近2月的時候，我們差不多要達成協議了。

　　只要共和黨人能答應作少許次要的讓步，我們就能在民主黨人中間把我們所需要的能左右局面的票數爭取到手。但是我沒有把眾議院少數黨督導迪克·切尼的性格考慮在內，我早在法蘭克福第五軍的時候曾向此人介紹過情況。切尼不同意再作任何讓步。他寧願輸也要堅持原則，不願為了贏而作進一步讓步。結果，政府方案在2月3日以失敗告終。一個月後，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不那麼可取的協議，即以繼續提供非武器援助來使孔特拉保持勉強的團結。

　　2月19日，我隨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取道芬蘭前往莫斯科，我們將在那裡籌劃擬在夏季舉行的下一次首腦會晤。這時我與舒爾茨的關係日益密切。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傑出的公務人員之一，我對他知之越多，印象就越深。我欽佩舒爾茨不僅是因為他有智慧，還因為他堅忍不拔地想方設法為裡根的理想注入實質內容。他和我，還有卡盧奇，每天早晨7點鐘在我辦公室碰頭。我們3個人是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以相互競爭的政府系統的頭領的姿態進行工作的。在政府裡舒爾茨是惟一負責對外政策的部長，我總是要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明白這一點並始終支持他。

　　我們中途在赫爾辛基停留，下榻怡人的漁村飯店，以便先消除一下飛行時差造成的疲勞，然後再去見蘇聯人。舒爾茨盛情在飯店請我們一行15人吃晚飯，吃著吃著我們成了鄰桌一批日本遊客大感興趣的對象。

　　我們散席的時候，日本人拿著相機圍了上來。他們希望同名人合影留念。舒爾茨和我稍稍整了整儀錶，不料日本人卻圍上了別人。他們想與之合影的名人是國務院公共事務助理部長雷德曼。雷德曼是每天在電視攝像機前向報界發佈新聞的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人們由電視影像形成概念的時代，而真實在這些概念掩蓋下黯然失色。後來我也看到這種失真現象在我們對外政策的審議中起著越來越多的作用。

　　到莫斯科後，我見到一位經歷了冷戰全過程的人物，他就是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各時代連任蘇聯駐美大使的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多勃雷寧一定是軟木做成的人物。他在前幾代推行強硬路線的共產黨政權中安然無恙，在現在的公開性和改革時代又成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高級顧問。我們到後，白天在昔日的沙皇宮殿、如今是外交部賓館的一幢外交別墅內同多勃雷甯和謝瓦爾德納澤討論有關將要舉行的首腦會晤事宜。

　　白天的會談結束時，多勃雷寧悄悄走到我面前說，他想我們應該聊聊，就我們兩個。他的司機開著吉爾車把我和他送到了莫斯科河對岸與克里姆林宮隔河相望的一座富麗堂皇的大飯店。過廳裡空蕩蕩的看不到什麼人，我問多勃雷寧：「這是什麼地方？」「供大人物用的，政治局、克格勃。」他用悅耳的美國英語說道。我們乘電梯上到4樓，多勃雷寧帶我走進一個包間。人們到蘇聯去通常不是為了享受美味佳餚，但是這頓飯卻精美異常。服務員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動作幹脆利落的俄羅斯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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