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02)_科林·鮑威爾

一〇二

　　第二天下午，我打開辦公室的電視機，電視正在播納恩的講話。他一本正經地拖著長腔，慷慨陳詞：「每一名軍官都知道他的下一次晉升仰賴國防部長和五角大樓的那些高級將軍，」納恩說，「……擔任這個職務的任何軍官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對總統負責與自己的軍人前途之間所固有的矛盾。任命一個軍官擔任這個高級的、敏感的職務還會引起文官對軍隊的控制權的嚴重疑慮。」說到這裡，納恩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那麼，現在為什麼要來一次例外呢？」提出這個問題後，他接著自己做了回答：「……我認為，這是一種相當特殊的情況。」他指出，裡根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左右了，而且「我們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出現了相當混亂的局面」。我們需要連續性。因此，他願意支持對這個特定的被提名人的確認。

　　「這位先生會不會讓步呢？」電視鏡頭轉向共和黨議員、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中的少數派高級成員約翰·沃納。沃納也說，讓一名軍人出任這個高級政治職務是一個壞主意，但是他以讚揚的口吻說：「這位優秀軍官已經為國家和他本人爭得了殊榮。」

　　納恩提議批准對我的任命，接著參議院確認了對我的任命。沒過幾分鐘，納恩和沃納就像惡作劇的小學生一樣在電話中笑著問我是否喜歡剛才的表演。我當然喜歡。不僅把我作為一個例外是對我的褒獎，而且參議院還允許我在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務的同時保留我的三星軍銜。

　　雖然我覺得自己能夠擔當這一重任，但是我這個軍人的生活中發生過的事情卻依然令我感慨萬端。10年前，我穿著跳傘靴，咚咚地走在老行政辦公樓的走廊裡，去對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Z·布熱津斯基說，我覺得我不夠資格、也不願意與他的工作沾邊。而現在，我卻擔任了他和他之前的亨利·基辛格擔任過的職務。我不再是什麼人的助手或第二號人物了。我將直接同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這些組成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物一道工作。我將扮演法官、交通警察、訓導員、仲裁人、消防員、牧師、心理醫生，有時還有打手的角色。我不僅將對別人的觀點加以組織然後報告給總統，人們現在還希望我拿出自己對國家安全問題的判斷來。我已經成了沒有內閣官員頭銜卻有內閣官員地位的「要人」。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有關紐約市新任文物建築保護局局長吉恩·諾曼的報道。他就是在凱利大街上與我一道玩棍球的那個吉恩。自從30多年以前他參加海軍陸戰隊以來，我只見過他一面。我邀請吉恩和他夫人朱厄妮塔——也是我們在凱利大街時的同學——到白宮食堂來與阿爾瑪和我共進午餐。我們談起了最近重新露面的另一個老夥伴托尼·格蘭特。他現在是一位律師兼紐約懷特普蘭斯公司的顧問。就在我們不停地笑啊、鬧啊的時候，心中悄悄地湧起了一個想法：這一切當真發生在香蕉凱利那個小地方的一幫孩子身上了嗎？

　　在餐廳裡，吉恩注意到一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的事。白宮餐廳的服務員幾乎全部是菲律賓人。這個餐廳是由海軍包辦的。我在五角大樓的服務員中實行了種族融合，但是以我的新職務，我對打破這裡的壟斷是無能為力的。白宮的引導員中也有同樣的情形。他們全都是黑人，就連在正式宴會上做引導員的也都是黑人。這給人留下的印象好像是到了南北戰爭前的南方種植園，而不是在20世紀的白宮。這類工作實際上是父子相傳的。它們受到珍視。引導員們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滿意自己的處境。不，多謝了，他們不需要某位自命不凡的黑人將軍為了實現種族融合而破壞他們的好事。

　　雖然對我的任命還沒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是從11月18日弗蘭克·卡盧奇到國防部上任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經代理顧問的職責了。我上臺剛兩天，就在羅斯福大廳向一批奈特—裡德報系的報紙主編介紹了尼加拉瓜局勢。聽眾中有一位名叫雷金納德·斯圖爾特的黑人主編，他一直沒有發問。到最後，他舉起手問道：「作為擔任這個職務的第一位黑人，你認為是否可能有人對你的工作進行暗中破壞或者繞過你的領導？」我好不容易掩飾住了我的驚詫，這位黑人兄弟是在問我是不是一個擺設！我一口氣列舉了下述一些事實：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經工作了10個月，我處理過從軍備控制到百慕大稅收條約等所有問題，我直接同總統及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打交道。我既不能被破壞也不能被繞過。恐怕我的惱怒已經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了。

　　兩周後，我參加華盛頓的黑人智囊團體——政治研究聯合中心舉辦的一個招待會時看見了斯圖爾特。我走過去對他說：「喂！那天你為什麼對我來了那麼一下子？」

　　他頑皮地朝我笑了笑說：「這是那天在場的每個白人都在想但卻不敢提出來的問題，所以我就替他們問了。」

　　12月份，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第一次到華盛頓來，同裡根總統舉行第三次首腦會晤並簽署銷毀中程核力量的條約。中程核導彈的射程約為3000英里，介乎戰術核武器與瞄準華盛頓、莫斯科、紐約和列格勒等目標的洲際彈道導彈之間。中程核導彈是在歐洲發生戰爭時西方盟國和蘇聯人會互相發射的那種導彈。11月間，我和舒爾茨國務卿一起到日內瓦去商談條約事宜，並為12月的首腦會晤作準備。舒爾茨是團長，在美國駐日內瓦使館同蘇聯人舉行會談時也主要由他談。我邊聽邊觀察圍坐在談判桌旁的人，從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看起。此人相貌英俊，一頭白髮，他的表情和柔聲細氣的講話很像一位聖公會牧師。

　　我的眼睛不停地回到一個年紀稍長、又瘦又小、神情剛毅的軍人身上。他就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他還是蘇軍總參謀長，因而是蘇聯全體武裝部隊的統帥。在我打量這位蘇聯英雄的時候，我不停地倒撥腦子中的齒輪，僅僅一年之前，我還在指揮著第五軍，而這個軍的惟一使命就是打退阿赫羅梅耶夫的軍隊，特別是第八近衛集團軍。而現在我是國家安全顧問，正忙著談判一些應當使美國第五軍和蘇聯第八近衛集團軍變得無用的協議。

　　那天晚上，美國方面在美國大使官邸舉行燭光晚餐，招待蘇聯代表團。趁談話一度中斷時，我俯過身去對阿赫羅梅耶夫說：「元帥，您想必是仍在服役的最後幾位二次大戰時的軍人之一了。」此時距二次大戰勝利日已經42年了。元帥點點頭。「我是最後的馬希坎人。」他說。我笑了，對他如此熟悉詹姆斯·庫珀①感到驚訝。「是的，我這一代蘇聯人都讀過庫珀、傑克·倫敦、馬克·吐溫的作品，你們的所有優秀作家的作品都讀過。」

　　①詹姆斯·庫珀，18—19世紀美國著名作家，著有《最後的馬希坎人》等小說。——譯者注

　　我問阿赫羅梅耶夫在戰爭年代都做過些什麼工作。他說他17歲離開農莊參加紅軍。在德軍包圍列格勒期間，他的部隊駐紮在離列格勒大約35英里的地方。那次包圍持續了890天，單是被炸死和餓死的平民就有83萬之多。

　　「整整18個月，」阿赫羅梅耶夫說，「我沒進過屋子，即使在氣溫低至零下50℃的時候也是如此。我兩個冬天都露宿在外，從沒過過一天暖和日子。老是打仗，老是挨餓。」他說話時，屋子裡沒有半點聲響。「而且，死人那麼多。像我這種年紀的男孩10個裡有8個都死了。我的32名中學同班同學中，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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