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01)_科林·鮑威爾

一〇一

　　邁克還要接受好幾次手術。不過，我們非常感激像范達姆、斯蒂芬·西赫爾尼克和戴維·麥克勞德等高明的醫生，是他們把我們這個已被宣判「死刑」的兒子送上了康復之路。我們也十分感激巴巴拉·西蘭多護士，她成了邁克的仁慈天使。

　　有段時間我們覺得他們之間說不定還會萌發愛情。

　　此後的6個月，阿爾瑪和我的生活都在圍著醫院轉。我在處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各種緊急事務之餘，只要有時間就往醫院跑。我們的兒子在康復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得益於極佳的醫療條件，但也同樣是由於他自身具有某種堅不可摧的品格。對此，我們感到無比自豪。

　　指導裡根的對外政策，一個很大的難題就是幫助總統不只是感情用事，而且要憑理智來處理問題。到1987年秋，中東恐怖分子已經扣押了9名美國人。裡根不顧對他的總統職位可能帶來的風險，還想再搞一次解救人質的行動，這次是用發射一枚「霍克」導彈的辦法來達到目的。他之所以有這樣的考慮，既是出於對人質的同情，也是因為他知道一場人質危機對卡特的總統職位造成了何等損害。卡盧奇和我對總統做了很多工作，勸他不要在公開場合多談這些綁架事件。這倒不是因為綁架不是殘忍行為——這的確是殘忍行為——而是因為對這種事情過於注意和過分宣傳恰恰會使扣押人質的做法產生效果，促使我們的敵人去抓更多的人。為使這個問題得到正確的對待，我們指出，在華盛頓街頭，每週都有這麼多人落入城市恐怖分子之手。我們不能聽任我們的對外政策被一小撮狂熱分子的政治空手道牽著鼻子走。

　　同樣，戰俘和戰鬥失蹤人員也是一個不時出現的問題。在這方面，總統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影響，其中包括像安妮·米爾斯·格裡菲思這樣一些能幹的領導人。安妮·格裡菲思有一位弟弟在戰鬥中失蹤，她是受尊敬的全國家庭聯盟的負責人。但是，戰鬥失蹤人員的家人也常受到一些欺騙老手的操縱。他們偽造證據，用虛假的口實籌款，中飽私囊。若能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鬥失蹤人員約有78，750人、朝鮮戰爭中有8，100人、越南戰爭中有2，230人，也許會有助於人們正確對待這個問題。我知道，一個用炸彈做成的餌雷爆炸或一架戰鬥機爆炸所造成的戰鬥失蹤人員我們也許永遠找不到。儘管如此，我認為在得到有關所有戰鬥失蹤人員下落的盡可能充分的說明以前，我們必須繼續對越南人、老撾人和柬埔寨人施加壓力。

　　11月初，卡普·溫伯格告知總統，他打算辭去國防部長職務。珍妮·溫伯格的骨質疏鬆症和其他疾病加劇了。部長幹這項令人勞累不堪的工作已經長達7年。今年，在國會抵制溫伯格關於增加預算的要求時，白宮卻沒有支持他，這已經是第二次了。總統本人對他依然沒有二心，但是他同南希·裡根的關係一直不大好，現在更加惡化了。這對本屆政府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挫折。講究實際的第一夫人認為溫伯格對蘇聯那種始終不變的敵對態度是違反歷史潮流的。在溫伯格和舒爾茨之間長期存在的不和中，她越來越站在舒爾茨一邊，這使溫伯格很痛心。他是一個夠格的演員，知道自己該在何時退場，於是他要求總統解除他的國防部長職務。

　　物色新部長沒用多少時間。溫伯格的能幹的副手和親密的知己威爾·塔夫脫是一個候選人。但是這項使命又一次落到弗蘭克·卡盧奇的肩上。他在每一個國家安全部門中的表現都很出色，這使他成了最恰當的人選。塔夫脫則留任原職，當卡盧奇的副部長。

　　由於卡盧奇要去國防部，我覺得這是我爭取重返陸軍的一個機會。但是一天早上白宮辦公廳主任霍華德·貝克在路上堵住我把我領到他的辦公室後，這個機會就不復存在了。

　　「如果我們向總統提議讓你來當國家安全顧問，」他說，「你願意幹嗎？」

　　「霍華德，」我回答說，「在波因德克斯特下臺之後，你不能再安排一位現役軍官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頭頭了。你會因此受到攻擊的。」

　　「總統想任命誰就任命誰，」貝克說，「我現在問的是你願不願意幹？」

　　拒絕總統的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到如今，我再回陸軍的希望反正也已經完全破滅了。我就說：「要是讓我幹，我會接受的。」

　　10月16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核心成員——國家安全計劃小組在白宮情況室開會。弗蘭克和總統走進來，坐到我們中間。弗蘭克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成了，他對你很滿意。」總統本人從未對我談起這項工作，從未提過任何希望，從未做過任何指示，事實上，他並沒有親自把這項職務交給我，也不曾就我擔任這項工作對我表示祝賀。在白宮幹了10個月之後，對此我也不覺得驚訝了。裡根就是這麼個人，他能信任我，我已經感到榮幸了。

　　1987年11月5日，那是一個陽光充足、略帶一絲秋天涼意的日子。我們排成一列走進玫瑰園。總統代表國民感謝卡普·溫伯格使國家重新變得強大。他指出卡盧奇有足夠的資格接替溫伯格的職務。接著，他又宣佈，科林·L·鮑威爾中將接替卡盧奇擔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阿爾瑪和兩個女兒都在場，但是令我熱淚盈眶的是我兒子的出席。他從病床上爬起來，穿上套裝，架著拐杖站在那裡。這是他出事以來的第一次。

　　過去10個月來，我在擔任副手期間，已經擔負了大量的責任，所以我完全有信心做好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把手的工作。我是裡根任命的第六位國家安全顧問，這個職位被某些人稱為政府中的「百慕大三角」。我決心做裡根的最後一任國家安全顧問。我承認在感到驕傲的同時，還感受到一種壓力，因為我是第一位擔任此職的非洲裔美國人，必須努力工作證明自己是稱職的。正如專欄作家卡爾·羅恩所說：「要想理解提升鮑威爾擔任這項極其艱巨、要求極高的工作這件事的意義，人們必須記住，僅僅一代人的時間以前，還有這樣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在外交領域，黑人只能擔任駐利比裡亞大使和駐加那利群島公使。」

　　在我被正式任命之前，還出了點麻煩。的確有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反對讓一名現役軍官來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批評的人中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克勞海軍上將，裡根的首任國務卿、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二把手的亞歷山大·黑格以及以前在福特總統當政時期也當過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我本人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一次採訪時也說過，國家安全顧問一職應當由一位文職政界人士來擔任。艾奧瓦州民主黨參議員湯姆·哈金還提出了一項法案，禁止現役軍人擔任國家安全顧問。這個法案若被通過，那對我可真是件頭痛的事。

　　國家安全顧問一職本來無需參議院確認。但是，作為一名三星將軍，不管出任任何職務都必須經過參議院確認，才能保住我的軍銜。假如我降為二星將軍，那對我的任命就不必由參議院確認了。但是，我並不想為了在文職崗位上得到提升而甘願降低軍銜。這樣一來，我的前途問題暫時懸而未決。

　　◎第十四章　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1987年12月18日，參議員薩姆·納恩的秘書打電話來，要我明日下午一定要收看有線電視網C頻道關於國會及其他事務的報導。當他所說的時間到來時，我的心情是又好奇又不安。自從發生伊朗—孔特拉醜聞之後，納恩這位權力很大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極力反對讓軍官擔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到這時，我已經從那個副手的小隔間搬進了弗蘭克·卡盧奇新近騰出來的那間地處白宮西翼一角的非常氣派的辦公室。希望在C頻道上看到的事，並不是要我搬出這間辦公室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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