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03)_科林·鮑威爾

一〇三

　　對於這位老元帥講的故事，我有兩個反應，一是對一位軍人的勇敢精神的欽佩，二是意識到，不僅是為了拯救俄國，而且也是為了維護那個馬克思主義的虛假的神，付出這樣大的犧牲，這一事實對於阿赫羅梅耶夫來說該是多麼難以接受。他理解實行改革的必要性，也支持改革。但是，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是只要改革、而不想放棄老的信仰。

　　去日內瓦之前，我必須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誰接替我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二把手，在我外出期間替我料理委員會內的事務。我同前國防部長卡普·溫伯格過從甚密。我同現任國防部長弗蘭克·卡盧奇的關係也同樣密切。而且，我本人是個軍人。我需要打消任何這樣的看法：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防務部門獨家把持的一個分支機搆。我找到了一個非常合適的人，他就是現在擔任負責海洋、環境和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這樣一個沒有什麼作為職務的約翰·D·內格羅篷特。內格羅蓬特是國務院外事部門的職業外交官。我喜歡他的管理風格，外柔而內剛，實在是少有的結合。而且，作為國務院的職業外交官，約翰來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會有助於消除認為我是國防部的人這樣的看法。我還對卡盧奇和我共同組建的班子做了其他一些調整。保羅·史蒂文斯由法律顧問升任我的行政秘書；尼克·羅斯托接任他的法律顧問職務。羅曼·波帕迪烏克擔任我的新聞助理。

　　在軍隊中，我們對手下的人做評價，調動一些人的工作是常有的事。這時，我已經確定了一套「鮑氏用人規則」。我重視部下的智慧和判斷力，特別是預見能力和全面看問題能力。我還重視部屬的忠誠、正直、有幹勁、待人熱情、辦事沉著冷靜，並具有要把事情做好的願望。學者和專家有學問，固然是寶貴人才。但是，我最需要的是能幫助我使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列火車准點行駛的人。

　　從日內瓦回來之後，我飛往加州，到聖巴巴拉北面聖伊內斯山中的裡根牧場去向總統彙報現已談妥的中程核力量條約，當時總統一家正在那裡過感恩節假期。那座牧場的房舍之簡樸令我驚訝。房子很小，而且連暖氣都沒有。我進了屋子，看到裡根總統身著格子襯衫、牛仔褲，腳上登的是一雙靴子，顯然是一個處於自然狀態的人。南希·裡根在我們身邊轉來轉去，一字不漏地聽著我們的談話。在我彙報我們同蘇聯人達成的協議的時候，總統喜形於色。這不奇怪，因為他是開始銷毀核武器的第一位美國領導人。

　　白宮工作人員住在聖巴巴拉的巴爾的摩四季飯店。我從牧場回到那裡後，總統的新聞秘書馬林·菲茨沃特在路上攔住我：「現在該你『下水』了。」馬林說。他希望我到附近的喜來登酒店去向駐白宮記者團介紹一下中程核力量條約以及在日內瓦會談的其他問題。我要談的是「背景情況」。這就是說，我將成為在新聞報道中引述其講話而不披露姓名的「政府高級官員」。

　　駐白宮記者團有時會厲害得像吃人的猛獸。為了為第一次亮相做準備，我使出了30年前在本寧堡步兵學校教官訓練班上學到的招數——怎樣站立、怎樣走動、怎樣使用手勢和聲音（決不要咳嗽或移動雙腳）、怎樣組織你的思路（先告訴他們你要對他們講什麼，接著對他們講你要講的事情，然後再告訴他們你剛剛對他們講了些什麼）。交流畢竟是交流，不論你面對的是候補軍官學校的學員還是薩姆·唐納森①。

　　①薩姆·唐納森，美國採訪白宮事務的著名電視記者。——譯者注

　　不過，當我走向麥克風時，我仍有一種接近地雷區的感覺。我解釋了這項條約和其他問題，然後讓大家提問。頓時，空氣中充滿了軍備控制的行話：「密碼遙測技術」、「投擲重量」、「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等等。在我一一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之後，我的信心也增加了。這時，問題轉到了我們和蘇聯人商定的兩個核查地點——猶他州的馬格納和西伯利亞的沃特金斯克。哪個地點更好？一個記者挑逗似地問。我說：「要是讓我選擇的話，我選馬格納，」沃特金斯克是個相當荒涼的地方。不過我保證，我們一定能讓美國有線電視臺的人員到那裡去採訪。」記者們笑了起來。我不僅裝成輕鬆的樣子，我也確實感到輕鬆了。到吹風會結束時，我對這些記者已經產生了好感。此時的我，就像一個沒見過林中的老虎、因而也就認定根本不存在老虎的小孩。

　　然而，從這第一次實踐中，我得到了一些關於與新聞界打交道的有益啟示。認識到在這種交鋒中，冒風險的只有被採訪者。傳媒只報道愚蠢或不慎的回答，而決不會報道任何愚蠢或不公正的提問。另外，當記者們就一件事連續發問的時候，那你就快遇到麻煩了，這時你就得岔開話題，動用你的力量，佔領制高點或者把對方駁回去。

　　在一個11月的早上，我老是不安地看我的手錶。我的辦公室裡坐滿了蘇聯人。他們是前來安排裡根—戈爾巴喬夫首腦會晤的蘇方先遣團的成員。與他們的衣著講究的新領導人不同的是，這批人所穿的西裝好像是明斯克蘇聯國營第二服裝廠統一製作的。這時，我已經被首腦會晤所要求的無數後勤方面的安排累得精疲力盡。這天上午，我竭力說服這些蘇聯人同意讓戈爾巴喬夫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乘直升機過來，使他可以從空中看看華盛頓的全景。「涅特！」（俄文中「不」的發音——譯者注）他們對安全感到擔心，因此這樣說。戈爾巴喬夫應當由車隊送來。

　　幾周前，我曾答應在退伍軍人節那天到霍華德大學附近的霍華德飯店去向美國軍團詹姆斯·裡斯第五歐洲分會的女士們發表午餐講話。窗外下著一場早到的大雪。這大概會使蘇聯人感到親切，但卻給我帶來了難題，因為即使是一場十六分之一英寸厚的雪也足以使華盛頓陷入癱瘓。我讓弗洛倫斯·甘特給第五分會的女士們打電話，問問她們是否打算取消這次午餐會。答覆是：不，她們正期待著鮑威爾將軍的到來。

　　這些婦女中有許多人是二次大戰期間在實行種族隔離的部隊中作戰的黑人士兵的遺孀，至今還在紀念她們的亡夫，這種精神令我很感動。因此，在一次籌備首腦會晤的會議進行到一半時我把蘇聯人扔下，自己溜了出來，直奔霍華德飯店。在該飯店，我受到女東道主伊瑪吉恩·斯圖爾特和我的聽眾們的歡迎。我的聽眾是9位老婦人，她們坐在一間可容納200人的房間裡。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有線電視網C頻道的攝像機已經架在那裡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我的影響，因為有線電視網在C頻道把我對這9位女士的講話在全國範圍內播放了3次。

　　從此以後，我一直同我的女東道主為無家可歸者設立的「伊瑪吉恩之家」保持著聯繫。有一次，在我發起了一個五角大樓為她捐獻衣物的活動之後，她給我送來一張便條。上面寫著：「不要再給我送舊衣服來了。我需要能把這些人打扮起來去應聘的套裝。」

　　不管我在場不在場，蘇聯先遣團都過得很開心。他們下榻麥迪遜飯店的頭一晚，把他們房間裡的小酒吧大大享用了一番，竟花去了1400美元。我們要求飯店管理人員別再往小酒吧裡裝東西了。我還得在克格勃和我們的保安機構之間當裁判。蘇方人員來時帶來了品種齊全的電子設備。而且，戈爾巴喬夫來時還要帶來他們自己的核武器發射系統，即相當於我們總統無論走到哪裡都要帶著的那個「足球」的東西。我們的竊聽機構——國家保密局渴望能獲准把他們的截聽設備搬到白宮裡來。中央情報局也想這樣做。一些特務對另一些特務搞間諜活動，還有一些特務又對前面那些特務搞間諜活動。如果某個裝有起搏器的人走過白宮草坪，他要是沒被微波裝置追蹤，那算他走運。

　　蘇聯先遣團的保安頭目是克格勃的副部長弗拉基米爾·A·克留奇科夫。他要求見我。當我們的保密局得知我打算允許一名克格勃高官進入白宮西翼的時候，他們慌了手腳。我們怎麼能知道他的鞋裡裝著什麼？他要是設法安放竊聽器，那該怎麼辦？他要是往你的沙發裡插一個針形麥克風又該怎麼辦？我說：「夥計們，我認為蘇聯保安頭目不會為首腦會晤安放他自己的竊聽設備。戈爾巴喬夫來的時候你們怎麼辦？在東翼對他進行脫衣搜身嗎？」我向他們保證，一俟克留奇科夫離開，他們就可以到我的辦公室來個徹底搜索。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