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99)_科林·鮑威爾

九九

　　當我們回到會議室的時候，我發現特德·史蒂文斯和沃倫·拉德曼落在後面，彼此耳語著什麼。我們在會議室內坐好之後，我準備告訴民主黨眾議員戴夫·奧貝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這時，特德·史蒂文斯霍地站了起來，說除非民主黨人也同意確定一個國會討論追加對孔特拉援助問題的新的最後期限，否則他不贊成前面達成的協議。這個要求以前也提出過，被民主黨拒絕了。拉德曼也高聲說，他同意史蒂文斯的意見，說完，兩個人就開始退場。到了這個時候，人人都想回家了，所以已經感到厭倦的民主黨人就做了讓步。會後，我同史蒂文斯和拉德曼兩人一道從國會山抄近路回家的時候，他們兩個大笑起來。原來，他們的退場只是一種表演，而它奏了效。他們說，我這個人「太不懂政治」，不能玩這種遊戲。在五角大樓和白宮，我也許已經畢業了。但是在國會這所大學裡，我還只是個新生。

　　淩駕於我們所關注的所有其他問題之上的是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們的防務戰略和預算幾乎完全是我們認為蘇聯所具有的能力和意圖的反映。蘇軍的規模和狀況是我們擴充自己兵力的依據。在全世界各地的衝突中，我們幾乎總是從東西方競爭的角度來決定站在哪一方。蘇聯新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卻把這種老的冷戰公式完全顛倒過來了。看來，戈爾巴喬夫更重視解決蘇聯國內問題，而不願再在安哥拉和阿富汗等地進行毫無結果的冒險。他也不想再為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巨額赤字付款了。只有緩和東西方緊張關係，他才能減少蘇聯龐大的軍費開支，把這個國家的財力用在迫切的民生需求上。

　　因此，到1987年夏末，戈爾巴喬夫表示願意通過談判來銷毀中程核導彈。這意味著要銷毀蘇聯的SS—20導彈。對我們來說，則意味看銷毀陸軍的潘興—Ⅱ導彈和空軍的地面發射的巡航導彈。當時，羅納德·裡根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處於強有力的地位。從這樣的地位出發，他具有的遠見和靈活性是那些只會做出機械反應的冷戰鬥士們所不具備的。他承認戈爾巴喬夫是新時代的新人，為和平帶來了新的機會。雙方可能達成一項關於中程核力量的協議，這個光明前景意味著整個一個級別的核武器將被全部銷毀，這還是自原子時代開始以來的第一次。

　　正當我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致力於解決一些全球性問題的時候，美國人的注意力卻集中在國會兩院關於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聯合聽證會上。5月5日開始的這種聽證會吸引的聽眾像肥皂劇一樣多。聽證會期間，美國人看到了奧利·諾思的不尋常的表演。委員會為諾思派定的角色是無賴，但他卻用高超的演技使自己至少在一半觀眾眼中變成了一位具有感召力的愛國者。我不屬這些觀眾之列。不管諾思的動機多麼好，他總歸是同波因德克斯特等人一起利用武器銷售籌款來做了被美國人民選出的代表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他採用一種對總統和國會不負責任的做法幹這種事。這是錯誤的。

　　國會的調查委員會沒有傳我去做證，但是我於6月19日那天主動地就我在幫助安排向中央情報局調撥「陶」式導彈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向委員會的律師們提供了證詞。我是在白宮的情況室內同參議院的首席律師阿瑟·利曼和眾議院律師約瑟夫·薩巴會面的。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國防部為什麼不直接把那些「陶」式導彈運給伊朗，而是先把它們調撥給中央情報局。我重申了溫伯格部長的考慮。「他認為把武器運給一個像伊朗這樣的國家，不是國防部該做的事情，此事既然一定要辦，那就應當讓政府中那些能夠做也同意做這種事的人去做好了。」

　　利曼隨口說了一句：「也許我應當知道這一點，部長有沒有日記？」

　　「據我所知，部長是不記日記的，」我回答說，「他倒是有一些筆記，但我不知道他用這些筆記做什麼，也不知道他把這些筆記怎麼處理了。」我從未見他記過夠得上通常意義上的日記的東西。但我提到「筆記」，因為我記得那些保存在他辦公桌抽屜裡的小白紙簿。我從未讀過這些筆記，所以我不認為我應當把這些東西說成日記。我以為這些律師一定會接著再提問題來對我施壓，但他們卻轉而談起別的問題了。這些筆記不是什麼秘密。《時代》週刊後來刊登了一張照片，拍的是溫伯格在去職的前一周捆包這些筆記的情景。這些筆記後來被放到了國會圖書館，沒有銷毀，也沒有轉移。

　　我本希望這次談話後，我同這件事再無干係了。然而，當獨立律師勞倫斯·沃爾什把他對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調查無限期延長的時候，這些筆記本的事再度被提出來了。1991年，即在第一次約我談話的4年之後，這位獨立律師的助手們在國會圖書館查閱了這些筆記。他們得出結論（在我看來這種結論是錯誤的）認為卡普說他對於1985年秋，即在總統于1986年1月正式授權之前，向伊朗運送「霍克」導彈零部件的事毫不知情，這不是真話。沃爾什的這些助手就筆記上的條目仔細地盤問我，而我這是第一次獲准閱讀這些筆記的內容。後來，溫伯格的律師鮑勃·巴尼特要我就這個問題做證。那次做證時，我在提到這些筆記本時有一次無意之中把它們說成了「日記」。

　　得！這下子可惹了麻煩。那位獨立律師覺得抓住了我的自相矛盾之處。4年前，我說過據我所知溫伯格沒有日記，只提到有一些筆記。現在，在看了筆記並就這些筆記接受了檢察官的工作人員詢問之後，又把這些筆記稱為「日記」了。對於沃爾什來說，抓住了我這個過失，就足以在他的最後報告中給我寫上一條罪狀。

　　在這份報告於1993年12月3日公佈時，它是這樣寫的：鮑威爾在1985年也是「瞭解向伊朗運送武器的詳細情況的」。這真是大錯特錯了。當時我知道有些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建議，但是在1986年裡根簽署《必要性的審查結果報告》、授權同伊朗作交易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已經實際運送了武器。「鮑威爾最初提出的有關這一計劃的說法是坦率而前後一致的。」報告得出結論說。它接下去又說：「……但是，他的有些說法則值得懷疑，看來基本上是為了保護溫伯格才這樣講的。然而，由於獨立律師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鮑威爾故意發表虛假聲明，這些問題無法追究下去。」我對這些話的言外之意感到非常憤怒。他們根本沒有理由來評斷我是否真的發表了虛假聲明。而沃爾什這份報告卻在暗示我說了假話之後把這個問題撇開不談了，只留下一個不公正的、沒有根據的結論。被冤屈的不僅是我一個人，阿米蒂奇和另外一些人也受到了類似的不公平待遇。

　　不過，這份報告至少對我而言是給伊朗—孔特拉事件劃上了一個句號。但是，獨立律師對溫伯格卻很不留情。他遭到起訴，儘管布什總統在去職之前赦免了他。在此之前，我和許多人都去找過總統，建議赦免他。溫伯格是個自尊而正直的人。遭到起訴對他而言就是奇恥大辱。正是這個人，從這個用武器換人質的計劃出籠的第一天起，就把它斥為「荒唐的」想法。這個計劃實施的每一步都受到他的反對，直至裡根總統決定照辦時他才停止鬥爭。如今，他不僅沒有受到讚揚，反而受到一個不受任何約束、有的是時間和經費的獨立律師的百般折磨。對卡普·溫伯格的指控是對公理的嘲弄。

　　弗蘭克·卡盧奇把政策研究小組會議幾乎完全交給我來管。多年來，我吃夠了那些沒完沒了、毫無意義、白費時間的事情的苦頭，因而自己為舉行會議立下了幾條規矩。第一，事先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就議程問題提出建議，但是最後的議程由我來定，然後在會前散發給與會者。第二，一旦會議開始，任何人不得更改議程。第三，每個人都知道會議將進行正好一個小時，前5分鐘和最後10分鐘都是留給我的。我在前5分鐘內說明為什麼要開這次會，到會議結束之前應當就什麼問題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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