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98)_科林·鮑威爾

九八

　　然而，為溫伯格和舒爾茨開脫的那一段卻被刪掉了。它是被裡根的政治顧問們槍斃的。他們認為這段話會沖淡講話的主要思想——即總統願意承擔全部責任。我對這種做法感到很不高興。不過，10天后，總統在每週六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至少說了舒爾茨國務卿和溫伯格部長「曾竭力勸我不要實施這項建議」這樣的話。

　　羅納德·裡根雖然承擔了責任，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他自認為是清白的。在他任期的餘下時間內，我們學會了回避這個問題，就像躲避毒草一樣。如果有誰無意中碰到了這個導火索，裡根會滔滔不絕地一個人講上20分鐘，講為什麼這個交易本不是要用武器交換人質，講我們怎麼知道伊朗沒有溫和派？

　　國家安全委員會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有3個。第一個是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創造的東西方關係的新勢頭。其次是在伊朗—孔特拉事件披露後變得更加混亂的中美洲的混亂局面。最後是中東問題。在中東，伊朗和伊拉克仍然處於交戰狀態；美國人質仍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一些隱蔽地點，儘管已經把武器交給了伊朗。

　　為了履行我們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我們不得不在使普通百姓眼花繚亂的龐大官僚機構的名冊上再增加一個單位。鑒於國家安全委員會是負責把各部門的立場匯總起來交給總統考慮的，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協調機構，於是便成立了政策研究小組。我們這個小組吸收的是一批比內閣部長低一級的出色高級官員。具體成員如下：來自國防部的是裡奇·阿米蒂奇，有他在，就好像有我的親兄弟或保鏢在我身邊。來自國務院的是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邁克·阿馬科斯特。阿馬科斯特是一位職業外交官，也當過白宮研究員，我們已相識多年。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先是約翰·莫勒林中將，後來換成曾接替我擔任卡盧奇軍事助理的喬恩·豪海軍中將。豪還當過國務院軍政事務局局長和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國家安全顧問。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是該局第三號人物迪克·克爾。布什副總統的安全顧問唐·格雷格也參加了。視所研究的問題的需要，有時還請一些其他的人參加，但以上人員是這個機構的核心成員。我們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也都深知在華盛頓「環內」工作的各種奧妙。

　　我來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僅僅10天之後，1月12日那天，波斯灣局勢就成了政策研究小組的主要議題。政府各部門都接到通知，從今以後，美國同伊朗之間只存在一條聯繫渠道，那就是國務院。軍火掮客及背著糕餅和聖經（奧利·諾思一次秘訪德黑蘭時就這樣幹過）的詹姆斯·邦德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今後一律不得代表美國講話。我們還明確宣佈，在武器禁運仍然有效期間，美國連一個彈弓也不能向伊朗提供。而且，鑒於波斯灣石油的自由運輸對於我們有如經過動脈輸送的血液一樣重要，對於伊拉克和伊朗對科威特油輪造成的威脅必須予以對付。

　　我們已告知科威特政府，如果它要求為其油輪懸掛美國國旗，從而把這些船隻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美國願意作出響應。以前不曾有、而我們竭力要確立的是一項人人都理解並同意的政策。由於總統採取消極的態度，以前有少數人做了一些繞過他的權限的、別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由於溫伯格和舒爾茨總是有摩擦，我們常常是吵架多於合作。卡盧奇和我希望能有一些由內閣幫助制定、得到總統認可並且得到國會理解的明確的立場。

　　例如，幾個月之後，當美國軍艦「斯塔克」號在波斯灣偶然被伊拉克的一枚「飛魚」式導彈擊中的時候，由於我們有了一項既定政策，我們就不必向國會解釋為什麼那艘軍艦會呆在那裡了。那次襲擊是個不幸事件，有37名美國水兵喪生。但是，這個不幸事件是發生在實現一個前後一致的總目標——使石油運輸通道保持暢通——的過程中。當一艘懸掛美國國旗的科威特油輪在波斯灣撞到一枚水雷的時候，我們也把由此引起的危機對付過去了，因為這一事件也是在同樣政策背景下——保證石油運輸不中斷——發生的。以前就沒有這種前後一致性，因此才有了伊朗—孔特拉這場災難。政策研究小組成了我們在政府內部形成一種得到廣泛理解和同情的對外政策的手段。

　　下一個大問題是對仍然在同尼加拉瓜的馬克思主義桑地諾政府鬥爭的孔特拉怎麼辦。奧利·諾思為孔特拉安排的那種避開國會的一項禁令的後門援助是造成伊朗—孔特拉事件最糟糕之處的根源。但是這個事實並不能抹煞孔特拉事業的正義性。然而，在應當如何同孔特拉打交道的問題上，政府內部、乃至在支持他們的人中間，形成了鮮明的兩派。國務卿喬治·舒爾茨認為孔特拉對於繼續向桑地諾分子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走到談判桌旁是有用的。我們希望能在談判桌上說服他們在國內實行民主，停止輸出共產主義。卡普·溫伯格則以一種羅曼蒂克的心態看待孔特拉，把他們看成像在阿富汗同蘇聯人作戰的聖戰者一樣的組織。在他看來，這些尼加拉瓜人是自由戰士，他們為解除馬納瓜的桎梏而做的認真努力值得我們給予全力支持。

　　我喜歡從基層瞭解事情的真相。在這個問題上，我最好的消息來源就是一個叫艾倫·菲爾斯的人。他是中央情報局中美洲特工組組長，負責向孔特拉供應武器彈藥、交通工具、食品藥物等等。在政策研究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我問菲爾斯：「孔特拉最終能把多少軍隊投入戰場？」他說，充其量也許能有1．5萬人。「這樣一支部隊有希望從山裡出來，打敗桑地諾軍隊嗎？」菲爾斯說，根本沒有可能。「尼加拉瓜人民有沒有可能站起來支持孔特拉？」菲爾斯回答，可能性不大。對我來說，問題就解決了。孔特拉是一張用來施加壓力、促成以談判解決問題的牌，但他們本身並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雇了一個名叫何塞·索爾薩諾的堅決反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來做我們的拉丁美洲事務顧問。何塞管我叫「我的將軍」，這使我想起，拉美人200多年來都是這樣同將軍打招呼的。

　　為了使我能更好地瞭解孔特拉，何塞安排我在邁阿密會見他們的一些得到中央情報局支持的領導人。我見到的人可謂良莠不齊。孔特拉的軍事司令恩裡克·貝穆德斯上校作為一個時刻準備為自己的事業而獻身的真正的自由戰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人，只不過是在桑地諾分子接管權力的時候，不收容的腐敗的索摩查政權的遺老遺少而已。有人形容他們是「穿『古奇』名牌的司令官」。但是在東西方兩極分化的那個年代，我們是什麼人都不嫌棄的。

　　我同何塞·索爾薩諾以及白宮的兩位法律助手——戴夫·阿丁頓和艾倫·科拉諾維茨一道，成了政府中竭力爭取國會給予足夠的支持、使孔特拉能維持下去的主要吹鼓手。每隔幾個月，國會就有一個資助孔特拉的提案要討論。在非武器援助方面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贏得支持。在殺傷性武器援助方面，我們也可以指望像眾議員鮑勃·米切爾、米基·愛德華茲和參議員戴維·博倫、沃倫·拉德曼及特德·史蒂文斯這樣一些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的堅定支持。但是，要使大多數民主黨人批准提供武器彈藥，那真比登天還難。

　　一天晚上，正當一個議會委員會又在辯論一個法案的時候，我感到我無法說服民主黨人不要立即切斷對那些正在為民主而戰的人的援助。「我來給你們講一個故事，」我說，「我在叢林中呆過，我在孔特拉現在所呆的地方呆過，只不過那是1963年在越南的事。你無法想像我們當時是多麼急切地盼望海軍陸戰隊的直升機每隔兩周給我們送補給品來。我們依靠那些東西活命，而不是用它來享受。孔特拉現在就處於這種境地。」我指出，我們現在不是在一個有空調的高級房間內舉行一個對外政策研討會。「我們現在談的是讓那些對美國寄予信任的人活下去還是任其死去的問題。」這時，房間內變得鴉雀無聲。有些民主黨人點起頭來。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差不多就把問題解決了。我們休息了一會兒，讓雙方都有時間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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