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97)_科林·鮑威爾

九七

　　我們走進橢圓形辦公室時，總統正在聽他的辦公廳主任唐納德·裡根彙報其他問題。我們來後，總統站起身來，親切地笑著，向壁爐左邊的安樂椅走去。他再次對於把我從德國調回來表示歉意。這時，副總統布什進來了，坐到了總統左邊的安樂椅上。卡盧奇坐到一個長沙發上，我坐到該沙發的另一端。裡根坐在我們對面的長沙發上。總統在開始講話之前先說了一個笑話（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例行程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雙腳，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通常情況下，人們穿皮鞋都會使鞋的面部出現一些皺褶，而他那雙像鏡子一樣亮的鞋何以會一點兒皺褶都沒有呢？不論是這一次，還是在其他場合，他的鞋看上去永遠都像第一次上腳。

　　卡盧奇先把過去24小時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回顧了一遍，接著便談到眼下的難題，即我們打算怎樣把已經徹底毀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重建起來。「首先，總統先生，」卡盧奇說，「我們把奧利·諾思那一攤工作取消了。我們要使國家安全委員會從此以後不再從事隱蔽活動。」他進一步解釋說，我將對中央情報局目前正在從事的全部隱蔽活動進行審查。「我們已經擬定了4條檢驗標準，」弗蘭克繼續說。對每一項活動，我們都要提出以下問題：（1）它是否合法？（2）我們是否知道它應當達到什麼目的？（3）它是否正在實現為它確定的目標？（4）如果這種行動突然上了《華盛頓郵報》的頭版，美國人民會怎麼說？他們會說「我們真是些聰明的小鬼頭」，還是會說「這幫人都是些蠢貨」？卡盧奇說，如果一項計劃通不過上述檢驗，我們就將建議把它取消。「而且，」他最後說，「我們雇了一位名叫保羅·史蒂文的律師，確保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

　　在這第一次彙報會上，裡根總統聽得很認真，問了幾個問題，但是沒有做任何指示。後來這幾乎成了我們每天上午向他彙報時的慣例。我們把各閣員及國會的不同觀點擺出來，等待總統來對它們進行剖析，找出它們的根本動機。但他卻不這樣做。最令人氣餒的是，在卡盧奇介紹各派意見的時候，總統幾乎不說一句話，直至弗蘭克提出建議來。此後，總統只是承認他聽了他的彙報，但卻不說「是」，也不說「否」，連個「可能」都不說。會後，當我和弗蘭克順著大廳往回走的時候，弗蘭克小聲嘀咕說：「這算是同意嗎？」最後，我們就假定總統知道我們把各種相互競爭的觀點加以平衡後，做出了我們最好的判斷。總統顯然覺得，只要他知道我們以他的名義做的事情就行了，沒有必要再說別的。至少，這是我們所做的樂觀的解釋。

　　總統消極的管理風格使我們負擔很重。我們對於在沒有明確決定的情況下實施各種建議感到很不坦然。後來才慢慢習慣了。如果某個決策以後遭到批評，這種決策還能實施得下去嗎？總統還會記得這些事情嗎？一天上午，在我們做出了不履行一項關鍵性軍備控制項目的新決定之後，總統又未置可否。離開時，弗蘭克抱怨說：「天哪！總統不表態，我們的使命可不是領導這個國家的！」

　　卡盧奇注意到，我們兩個人從原班子中承接了5位秘書。我的主要秘書是一位能幹而又和藹的女士，名叫弗洛倫斯·甘特。她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20多年了。我問過弗洛倫斯，我們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秘書。她解釋說，因為以前工作人員常常要一天工作12至14個小時，週末還要加班。我把這種情況對卡盧奇講了。他說：「把其中的兩人調走。」我們用正常的時間工作，就能造成足夠的「損害」。正是那些不分晝夜的工作狂們把政府推到倒臺的邊緣。我們是這樣工作的：每天晚上7點鐘離開辦公室，有時星期六來一下，但星期日是決不加班的。卡盧奇總是能在星期五下午7點鐘溜出去打網球，然後就不回來了。就是這樣，他做的決定也比先前那些夜貓子更明智、管的事情也比他們更多。我們回家的時間也比他們早。但是，像我們幹的這種工作畢竟不能按時上下班。我常把工作帶回家去做。而且沒過多久，就又像在溫伯格手下時那樣沒早沒晚的忙了。在法蘭克福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忠實可信的約翰·威克姆在華盛頓地區的麥克奈爾堡為我們安排了一所具有喬治王朝時代風格的邸宅。那是我們住過的最漂亮的陸軍房舍了。全家人第一次走近那棟房子的時候，安妮瑪麗學著《飄》裡郝思嘉的樣子，伸出雙臂說：「我發誓，我永遠不再受窮了！」麥克奈爾堡什麼都好，就是有些與外界隔絕。每當阿爾瑪需要點針頭線腦什麼的，她得開車到14街大橋的對面去。這個地方非常僻靜，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靜園」。最糟糕的是，這裡沒有車庫可供我裝修汽車。上次，當威克姆在喧鬧的邁爾堡為我們找到一所比較樸實的住宅時，我們也像這次一樣高興。這是我們不到一年內第三次搬家。

　　2月26日，托爾委員會發表了它的有關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報告。報告把裡根總統說成一個糊塗而不瞭解情況的人，而且認為他的甩手管理方式是他不知道在他自己總統任內所發生的事情的原因。托爾的報告成了我們的「業務指南」。它建議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卡盧奇發佈了一道命令，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得捲入任何軍事活動。我們是為總統提供諮詢的；我們不管打仗的事，也不負責制定隱蔽活動戰略。那些事情自有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去做。

　　托爾報告發表後，迫使總統向美國人民解釋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壓力日益增大，但總統卻一直頂著，不肯這樣做。這時把老資格的撰稿人蘭登·帕溫請來了。根據卡盧奇的指示，我同帕溫一道起草一篇應當對伊朗—孔特拉事件做最後交待的講話。

　　托爾委員會嚴厲批評卡尊·溫伯格和喬治·舒爾茨，說他們在查明波因德克斯特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活動方面態度不積極。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我清楚地記得坐在溫伯格辦公室裡聽他斥責這些武器交易是愚蠢的。我曾幫助他在滿足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要求和指示方面竭力縮小國防部的作用。而且，我知道溫伯格和我們在國防部工作的其他人一樣，對這一事件最違法的方面——即把向伊朗出售武器得到的利潤轉給孔特拉——毫不知情。

　　溫伯格聽說我在為總統起草講話稿，就告訴我說，他希望我能把他起的作用澄清。鑒於他和舒爾茨當初是反對這項計劃的，我就設法爭取總統為這兩個不情願的參與者講幾句開脫的話。我們建議總統這樣說：「然而，僅僅為了公正起見，我必須說，（托爾）委員會報告中關於喬治·舒爾茨和卡斯珀·溫伯格的評論是不正確的。他們兩人都曾大力反對向伊朗出售武器，也多次向我提出這樣的勸告。委員會說這兩位部長沒有對總統給予支持也是錯誤的。儘管他們反對這項計劃，他們確實是支持我的。我現在發現，這兩位部長也被排斥在討論這個問題的那些會議之外，排斥他們的正是不讓我瞭解有關這一問題的重要情況的那些人，所用的辦法也是他們用來對付我的辦法。」在我參與起草的最後一次草稿中，這些為溫伯格和舒爾茨開脫的話都寫在裡面了。

　　3月4日，裡根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了電視講話。這大概是他所發表的最不愉快的一次講話了。總統的講話是這樣開頭的：「幾個月前，我曾對美國人民說，我們沒有用武器去換人質。我的良心和我的意圖告訴我，這至今仍是真話。但是，事實和證據卻告訴我，這不是實情。正如托爾委員會的報告中所說，一開始是要在戰略上對伊朗作些鬆動，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出了偏差，變成了用武器交換人質。這是違背我自己的信念、違背政府的政策，也違背我們最初想要實施的戰略的。這種事的發生有其原因，但是沒有藉口。這是一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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