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96)_科林·鮑威爾

九六

　　兩天后，卡盧奇又打電話來。他查了一下，看看在

　　「陶」式導彈這件事上我有沒有什麼法律上的麻煩。結果我是清白的。看到這最後一條出路也被堵上了，我不再拐彎抹角了。「我只有一種辦法可以體面地離開這裡，這是使我可以面對我的軍官同事們的惟一辦法，」我說，「而這一點是你所做不到的，弗蘭克，得總司令親自發話才行。這是我這個圈子的人惟一能理解的事情。」

　　「好的。」他說。

　　兩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我居然以為自己已經躲過這顆子彈了呢。

　　12月12日，阿爾瑪和我參加了一個聖誕聚會剛回到家，正在廚房裡坐著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我拿起電話，聽到的是白宮接線員那威嚴的聲音。是總統親自打電話來。電話中的羅納德·裡根講話很親切，像老朋友似的，說他希望他不是在不方便的時間打電話來，說他不習慣給將軍們下命令。接下去他便進入「正題」了（那是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署長肯·阿德爾曼為他準備的）。總統說，上次我們一起到格林納達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他知道我在第五軍幹得多麼好；他知道我多麼喜歡指揮崗位；他知道阿爾瑪和我在法蘭克福過得多麼開心；我此番去華盛頓只是在軍事生涯中稍作迂回，但對美國來說卻至關重要；他需要我來幫助弗蘭克·卡盧奇整頓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爛攤子。

　　「是，總統先生。」我回答說，「我一定照辦。」我已經沒有選擇了。

　　「上帝保佑你。」他說。

　　對我的任命是1986年12月18日宣佈的，頭銜是「總統的國家安全副助理」。我一個人先去華盛頓安排住房，購置汽車，為我的女兒安妮瑪麗轉學。她將回到她5個月前剛轉出的那個學校。我還同卡盧奇談了談我們在群龍無首、飄乎不定、士氣低落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所面臨的工作。我回到法蘭克福正趕上過聖誕節。那個節過得亂糟糟的，搬家工人把我們家弄得一片狼藉。到了1986年的最後一天，我正式交出了第五軍的指揮權。

　　我任第五軍軍長只有5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倘若我能幹滿4年任期，我本來會有機會升為四星將軍，成為駐歐美國陸軍部隊總司令。我從薩姆·韋策爾手中接過的是一個精銳的軍，我的那一班人使它變得更加出色了。我付諸實施的兩項新措施在我走後不久就見效了。在此後舉行的兩次北約組織競賽中，第五軍都贏得了勝利。一個是美國以前從未贏過的博斯萊格騎兵競賽，一個是加拿大陸軍杯坦克競賽。這後一項競賽我們也很久沒贏過了，儘管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這些競賽在門外漢看來也許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在北約組織內，那就和在一個賽季同時贏得世界職業棒球錦標賽和超級杯賽這兩個比賽差不多。我的繼任人傑克·伍德曼西好心地給我往白宮打了電話，與我分享這一榮譽。但是，我肯定更希望自己仍能身在德國，親自參加頒獎典禮。

　　1987年1月2日，我又穿上了我以前穿過的一身便服坐在白宮西翼的一個小房間內，那房間的面積大概跟我的第五軍辦公室內的洗手間差不多。隔壁的辦公室地處樓角，寬敞通風。在那間有名的辦公室裡坐著我的新上司——毋寧說是擔任了新職務的老上司——弗蘭克·卡盧奇。他現在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這時的白宮靜得可怕，因為裡根一家在加州度假尚未回來，總統和他手下的大多數工作人員此時都不在。

　　弗蘭克和我都在問自己同樣的問題：我們現在該幹什麼？我們當時的處境就好像是接過一個其營長剛被撤職的士氣低落的營；或者是一個因比賽輸了球教練剛被解雇的球隊；或者是一個高級職員不久前攜款潛逃的一家公司。肯·阿德爾曼、瑪麗貝爾·巴傑和卡盧奇的前軍事助理格蘭特·格林已經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來幫助弗蘭克處理接管事宜了。阿德爾曼的工作最難做：他要先把老的工作人員清理乾淨，然後才能回軍備控制和裁軍署去。卡盧奇和我要做的事情差不多是另起爐灶。

　　有一天，我正在琢磨我的電話是怎麼裝的，忽然聽到一個略帶鼻音的充滿熱情的聲音。「他在裡面嗎？」突然，我的門口出現了一個高高瘦瘦的身影，他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向前伸著手。「我是喬治·布什，」他說，「歡迎你來白宮。很高興你和弗蘭克都過來了。你們會成為一個非常出色的班子。」這時的我，在思想上還把自己當做一名步兵將軍，可是美國副總統卻到我這裡來祝賀我就任新職了。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受到俱樂部老闆歡迎的得獎新手。我聽說，副總統和我還要共用一個洗手間呢。今晚可得把這事對阿爾瑪說說。

　　國家安全委員會是1947年成立的。陸軍部、海軍部和另外兩個軍種也是在那一年合併成為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章程很簡短，也不特別深奧：「在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對內、對外和軍事政策的協調方面為總統提供諮詢。」講得通俗一點兒，就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許多機構和個人都想讓總統聽從他們的意見，因此總統需要一個「裁判」，即一個不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機構，來客觀全面地向他說明每個競爭者的觀點和國家安全顧問自己的立場。一個好的顧問應當是一個誠實的掮客。亨利·基辛格使這個機構的權力達到了頂峰。那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比國務院的權力還大，直接從白宮西翼掌管對中國和蘇聯的政策。在他當上國務卿之後，有一段時間他還保留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務，以防止任何人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他這個國務卿。

　　在麥克法蘭、波因德克斯特、諾思這夥人的把持下，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無法正常運轉。出現這種局面並不完全是他們的錯。他們為總統工作，而他們的總統卻不喜歡插足於他的那些權力很大的閣員之間，做出困難的抉擇。他們為之工作的總統希望人質獲釋、孔特拉繼續存在，但自己卻不大操心具體怎樣達到這一目的。其結果，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填補了一個權力真空，成了自己的進行小型戰爭的國防部、成了自己的實行自己的秘密外交的國務院、成了自己的從事隱蔽活動的中央情報局。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伊朗—孔特拉醜聞。

　　我上任頭一天就打了我在這裡的第一仗。卡盧奇向來討厭與講話稿打交道，於是便派我代表國家安全委員會去參加一個高級助手會議，討論為總統起草的一份有關防務預算的講稿。推銷這個講稿的是總統的主要撰稿人——愛吵架的托尼·多蘭。此人以前是專報調查性新聞的記者，獲過普利策獎，現在是裡根撰稿人中的極右派。我提出，這份講稿是否過於尖刻了。多蘭立即跳了起來，指著鼻子斥責我對文字上的事一竅不通，除了軍人手冊以外，對其他東西一概沒有資格評論。我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對一個新來者進行的考驗。我沒有退讓，但是這個地方的人比五角大樓總部的那些人還要難對付。

　　過了幾天，在總統回來之後的一天，卡盧奇從我的門口探進頭來說：「來吧，我們去向他彙報。」當時，約翰·托爾正領導一批人對伊朗—孔特拉事件進行調查。他在白宮中遇到的一個難題就是找不到有關國家安全顧問或他手下的人向總統說了些什麼、總統同意了些什麼的任何記錄。卡盧奇對我說，我的職責就是填補這個空白。他說：「你想說什麼儘管說，但是你的主要任務是把我對他說的話和他做的決定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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