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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當邁克對我們講述他第一次見到死人的感覺時,我覺得我特別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的第一次這種經歷發生在格拉芬沃爾,當時有一枚流彈擊中了一頂擠滿年輕的美國士兵的帳篷。這次是在一次深夜演習時,一輛M—113裝甲運兵車開到了軟質路肩上,碾死了邁克的一位士兵。邁克在給我的一封長信中傾訴了他心中的極度悲痛。作為父親,我渴望能前去幫助他。但我知道,一名軍人必須基本上是獨自地經歷這種事情,從中汲取教訓。沒有哪個職業像軍隊這樣,把生與死的責任放在年輕人的肩膀上。不過,邁克成長得很快。這次事件也提醒阿爾瑪和我——其實我們並不需要這種提醒——即便在和平時期,當兵也是件危險的工作。父母永遠不能完全把心放寬。

  從那些通過小道傳到我這裡來的消息來看,邁克幹得非常出色,有可能在升為中尉之後擔任部隊的主任參謀。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他也想把自己的一生交給陸軍。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個決定是他獨自做出的。

  1986年初秋,一個國會代表團來我們這裡視察。對這類檢查大員,我本來有一個很合標準的接待場所。這個視察團中有一位45歲的四任共和黨眾議員。他就是來自懷俄明州的理查德·B·切尼,當時是眾議院常設情報委員會的成員。我同切尼從未見過面,但我知道切尼年僅34歲就當上了福特總統的白宮辦公廳主任。我沒有安排盛大的表演,而是把視察團領到我辦公室,我從桌上拿起了阿恰洛夫的照片說:「此人就是第五軍駐紮在這裡的理由。」

  我使用了這樣的開場白。我解釋說,阿恰洛夫原來是個傘兵,幾年前在一次跳傘時摔斷了腿,改行來到機械化步兵部隊。「他比我年輕,但比我受過的訓練要多。」此人是位軍事思想家,寫過五六篇有關歐洲地面作戰的文章。這些文章我全讀過。他指揮著8萬人的軍隊,比我指揮的多。他的部隊的訓練程度和裝備水平不比我們差。他們呆在距我們只有66英里的地方。「不過,我指揮的軍隊可以擋住他們的進攻,」我說,「我們也許擋不住那些一層一層一直排到莫斯科的後續部隊,但是我們可以擋住阿恰洛夫。」

  切尼議員默默地聽著,沒提多少問題。不過,他所問的都是擊中要害的問題。我意識到,我面前的這個人的頭腦可不一般。當時我還無法知道,幾年之後,我們兩人會變得那麼親密,共同對付現實的、而不是潛在的敵人。

  美國陸軍從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那裡繼承下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利品之一是一列體現一個已往時代的輝煌的私用火車。火車上有著設備齊全的廚房、一組服務人員、一間休息室和可供6個人睡覺的地方。它現在供駐德美軍高級指揮官使用。阿爾瑪和我成了羅納德·勞德及其夫人喬·卡羅爾·羅恩的親密朋友。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羅恩曾是國防部助理部長,現在——在有納粹污點的庫特·瓦爾德海姆已當選總統這段關係緊張的時期——任美國駐奧地利大使。那年夏天,我決定體驗一下我在乘地鐵的年輕時代不曾領略的氣派。我邀請了勞德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女兒簡和艾琳一道乘那列火車去柏林一遊。羅恩是很有錢的。他贊成這種旅遊方式,但是在柏林,我對奶酪漢堡包的愛好以及我所要的裝在旋蓋瓶內的葡萄酒卻令他很失望。在我們後來的友好交往中,我們做了分工:由他來選飯館,我來享用。

  正當我埋頭工作於駐德國的第五軍的時候,我在華盛頓期間要溫伯格給予注意的那些嚴家保密局的電報終於真相大白,這就是伊朗—孔特拉事件。11月1日,全世界從貝魯特《帆船》雜誌上獲悉,美國一直在秘密地賣武器給霍梅尼政權,儘管裡根總統保證永遠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我曾參與把陸軍的「陶」式導彈調給中央情報局的活動,而那些導彈後來轉交給了伊朗。接著又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這消息是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於11月25日披露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這些人把賣給伊朗的武器提了價,然後偷偷地把獲得的利潤匯到一些私人銀行賬戶上,以資助孔特拉集團。不僅我對這種資金轉移毫不知情,連總統、內閣和國會也都不知情。波因德克斯特辭了職,總統也解除了奧利·諾思的職務。

  總統現在得任命一位新的國家安全顧問。我從阿米蒂奇—巴傑這條內線獲悉,弗蘭克·卡盧奇是首要人選。這是個明智的選擇。然而,當朱迪·雷奧姆喊我去接卡盧奇的電話時,我立即感到不安起來。我對他表示祝賀,但他說的第一句話就讓我的心沉了下去。他說:「科林,你得回來。我接了一個爛攤子,我需要你來幫助我收拾。我希望你來當我的副手。」

  「弗蘭克,這個爛攤子可不是我造成的,」我說,「你能找到許多跟我幹得同樣好的人。」我向卡盧奇指出我是多麼不夠格擔此重任。「你為什麼不從你在外事部門的朋友中選一位?」我問,「喬恩·豪怎麼樣?」——喬恩·豪就是接替我擔任卡盧奇的軍事助理的那位精明的海軍將軍——「他現在是國務院的政策計劃員。」我指出。

  「我要找的不是對外政策專家,」卡盧奇說,「我要找的是懂得怎樣開展工作的人。我需要的是你為卡普和我做過的那種工作,一個能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整頓秩序、立下規矩的人。」

  「弗蘭克,我好不容易回到真正的陸軍部隊中來了。」我向他求情。我對他說,在我證明自己是一個能幹的軍長之前,我不想離開部隊。我不想成為一個當了兩個月連長,一年營長和旅長,沒當過師長,當了5個月軍長又突然溜掉的人。而且,在有了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這兩個人的經驗之後,我認為,再讓一名軍人進入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是美國所無法承受的。

  「我們需要你,科林,」弗蘭克不為所動,「這是件大事。

  請相信我,這關乎總統的職位。」

  我打出了我的最後一張牌。「你知道,我在這件事情上是有干係的。」我講了我根據裡根總統的《必要性的審查結果報告》安排調撥「陶」式導彈的事。

  「我會讓司法部和白宮的律師們去研究這個問題。」他說。

  「弗蘭克,你要毀掉我的前程。」我對他說。

  「我們下次再談。」他說完便掛上了電話。

  就像一個落水的人拼命要抓住救生圈那樣,我給威克姆將軍打了電話。他對我表示同情,但又搬出了他那套老話:「我早對你說過,科林,也許你命中註定不能當指揮官。這事由你來決定,但是我相信你應當去做他們要求你做的事情。」不過,他又說,如果我接受了這個職務,他可以爭取在危機過去之後讓我很快回到陸軍中去。我知道他說的是真話,但是威克姆很快要退休了。如果我接受了這個職務,恐怕那就標誌著我的陸軍生涯的完結。然而,壓力在繼續增大。不久,溫伯格又打來電話,說:「科林,我相信在總統需要你的這個當口,你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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