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88)_科林·鮑威爾

八八

　　剛被授予少尉軍銜的邁克被分配到裝甲部隊，他想開一輛新車到諾克斯堡去接受該軍種的基礎訓練。我試圖說服他再等一等。因為他最終要到德國去，我認為最好到那裡去買一輛歐洲車。邁克不依。他已經開夠了撿我的那輛「富豪」了，特別是在經歷了那次拖車事件之後。一天夜裡，由他把方向盤，我用繩子在前面拖，就這樣把這輛趴窩的「富豪」拖了90英里，從裡士滿一直拖到家。拖著車走真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經歷。邁克對爸爸的摳門兒已經忍無可忍，現在非買一輛新的「本田」車不可。我把他帶到一位本田車經銷商那裡去，教給他討價還價的藝術。我花了3個小時，先後同5名推銷員、3位經理砍價，這使邁克尷尬至極。但終於按我們的價錢把車買下來了。

　　到這時，我已在幹買下破爛不堪的舊「富豪」車，然後再使它們像聖經中的拉撒路那樣起死回生的營生了。人們已經開始向我求購我裝修的「富豪」車。還有的人很樂意把他們的行將就木的「富豪」送給我。我會把它們修好，噴上厄爾·施賴布公司價值99美元的漆，然後再賣出去。我的生意很紅火。我甚至想領一個經銷商許可證，但是弗吉尼亞州認為邁爾堡不是一個合法的商業地址。過去10年中，已有30多輛「富豪」車經過我的手獲得了新生。要是瑞典頒發廢舊汽車回收利用的諾貝爾獎就好了。

　　我每天在溫伯格辦公室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瀏覽寫給他的信件，確定哪些需要他親自過目。1985年6月17日的一份來函使我很驚訝。那是一份國家安全委員會決策方針文件的初稿，題目是《美國對伊朗的政策》，上面有白宮的台頭，收件人是國防部長溫伯格和國務卿舒爾茨，密級為絕密。在給我們的那份8頁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決策方針」文件上還標有「國防部長親啟」的字樣。不過，溫伯格希望所有來函都先由我篩選一遍。我在瀏覽這份文件的過程中意識到了它的實際含義：國家安全顧問麥克法蘭想像基辛格一樣流芳百世。

　　以前擔任過麥克法蘭現在所擔任的這個職務的基辛格，曾同尼克松總統一道顯示了敢於想不可想像的事情的大無畏精神，打開了美國對共產黨中國關閉了一代人之久的大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這份文件建議同伊朗開展對話，包括為阿亞圖拉·霍梅尼領導的伊朗政府提供武器。伊朗現政權把52名美國人質扣押了一年多，美國正式宣佈伊朗為恐怖主義國家，裡根總統表示永遠不同它打交道，美國一直抵制而且敦促所有盟國也一道抵制伊朗這個同炸死美國在貝魯特的241名海軍陸戰隊隊員一案有牽連的政權。還有任何比這更大膽的想法嗎？我把這份東西交給了部長，還附上一個建議：讓裡奇·阿米蒂奇也看一看。我急切地想知道溫伯格的反應。

　　文件送回來後，我真為我的上司感到驕傲。溫伯格在文件的封面上寫道：「此文太荒唐，不值一評……這就好比邀請卡紮菲到華盛頓來攀交情。」（卡紮菲是利比亞的反美鐵腕人物）

　　在一般情況下，溫伯格覺得麥克法蘭這個人像一塊茅坑裡的石頭，難以接觸，因而不願同他打交道。但是在麥克法蘭的錦囊妙計被冷落之後，他要求見溫伯格。我看到平時對人冷漠的麥克法蘭是怎樣巴結溫伯格，而溫伯格坐在他那張潘興辦公桌的後面，臉上掛著一副「我才不輕信你呢」的木然神情。麥克法蘭爭辯說，這個大膽的主動行動能把伊朗的溫和派爭取過來，使我們能在蘇聯填補我們留下的力量真空之前再回到伊朗去。而且，此舉還能使得目前被扣押在貝魯特的7名美國人質獲釋。

　　溫伯格說：「伊朗僅有的溫和派，現在在墳墓裡才能找到。」扣押人質是這個政權支持的，指望這個政權能在釋放人質方面表現出誠意，那是愚蠢的。他對麥克法蘭說，霍梅尼政權的邪惡程度只有蘇聯可以與之相比。麥克法蘭走後，溫伯格對我說，他希望以後再也不要聽到這種胡言亂語。國務卿舒爾茨也同樣堅決地譴責了這個武器交易。這是他和溫伯格兩人之間很少有的意見一致的方面之一。

　　溫伯格有個習慣，喜歡把當天發生的事情記在小白紙簿上。這些筆記的內容五花八門，從「就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問題、與麥克法蘭談話」到「為他的愛犬基爾蒂請獸醫」等等，什麼都有。他每寫完一本白紙薄，便把它放在辦公桌右手中間的抽屜裡。抽屜滿了就收進一個壁櫥。他曾對我說，他多年來一直這樣做。這些堆得像小山一樣的筆記簿能否算作「日記」呢？由於有了麥克法蘭的用武器換人質的計劃和其後的伊朗—孔特拉醜聞，它有朝一日對於卡斯珀·溫伯格——也對我——會具有法律意義。

　　那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此時已擔任陸軍參謀長的約翰·威克姆用他的熱線給我打電話。他有些消息要告訴我。我原定當軍事助理的時間為兩年，這時間快要滿了。因此，我隨時準備接到命令，而威克姆帶給我的確實是好消息。我將被派往德國接任第八機械化步兵師師長。我要替換的是查爾斯·「比爾」·戴克少將，他是陸軍中最有朝氣的軍官之一。當晚我回到邁爾堡的家中時很有些飄飄然。我將告別首都的官場，回到真正的軍旅生涯中去了，而且是在闊別德國27年之後重返那裡。在後來一次隨部長到西德去時，我借機造訪了戴克，聽他介紹情況。我急不可待地要去接管那個師。

　　我的歡樂持續了3個星期。威克姆到我的辦公室來了，我覺得這不是好兆頭。「科林，」他說，「我對你的指揮才能毫不懷疑。」

　　「是的，但是……」我說。

　　「但是溫伯格部長一直跟我提這件事。他說他對你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同你的關係很不尋常。你在這裡起的作用比在任何野戰軍指揮崗位上都更加重要。我今天帶來的恐怕是既有好消息又有壞消息。」

　　我不用算卦也能猜出他帶來的壞消息是什麼。

　　「我再找一位師長並不難，」威克姆接著說，「部長說他這裡需要你。所以你還得留在這裡。我要告訴你的好消息是，一年左右之後，我們會讓你指揮一個軍。你不必經過師長這一級就可以當軍長。」

　　威克姆走後，我走進溫伯格的辦公室，當時他正在嚼一塊長形巧克力。他像一位剛剛制止了一個要離家出走的浪子的父親那樣招呼我。「這麼說，這件事就算定下來了。你留下來，」他說，「明年，你就不是指揮一個師，而是兩個了。」像部長這樣的人自然懂得防務策略，但卻不懂得陸軍中的規矩。

　　我越過師長一級直接升為軍長並不一定會受到同事們的欽佩。事實上，有些人會對這種做法表示反感，發些有關「政治手腕」的議論，而且他們這樣議論也是頗有道理的。威克姆向我保證說我的情況不同，這樣做不會激怒那些魯莽的傢伙。我卻不信。我還記得那位曾得到白宮獎學金的同事，他雖然通過施加政治壓力而被提升為上校，但他的軍事生涯也就此完結了。然而，今後這一年，我除了部長辦公室外面那張桌子之外，是什麼也指揮不了了。

　　每天早上我都會收到一個黑色的塑料箱，裡面裝的都是傳遞於世界各地、被我們的電子監聽公司——國家保密局——所截收的最機密的情報。一天早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助理阿瑟·馬羅海軍中將來我這裡，使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情況。國家保密局截收到的一些最令人感興趣的情報，部長辦公室竟沒有收到。於是阿瑟便自行決定把被扣壓的材料拿給我看。我看到的東西讓我大吃一驚：一些花錢收買的外國中間人顯然正在裡根政府某些官員和所謂的伊朗「溫和派」之間撮合一項武器交易。麥克法蘭的建議顯然正在積極地實施。這些信息的內容固然令人驚訝，但同樣使我不安的是，為什麼不讓部長辦公室知道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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