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87)_科林·鮑威爾

八七

　　莫德·鮑威爾於1984年6月3日去世。此前一周，我知道她快不行了，就開車帶著全家回了一趟紐約，我意識到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探望她了。我的妻子和3個孩子對我母親那種親近之情，使我深受感動。孩子們全都稱她「寶貝」，他們之所以挑選這個讓人開心的稱呼是因為她總是這樣稱呼他們。

　　父親對我長大成人具有楷模性的影響，母親對我的影響同樣重要。我從她身上學到了終生受用的好習慣：勤奮工作，嚴於自律。她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前從未停止做事。然而，雖然不得不為生計而奔波，她那全心全意的母愛卻並未因此而稍減。我永遠無法理解，她每天到離家那麼遠的地方做那麼辛苦的工作，何以能做到使我姐姐和我從未有得不到母親的百般照顧之感。父母是無法選擇的，我有這樣的父母，真是再幸運不過了。

　　葬禮在南布朗克斯區的聖瑪格麗特教堂舉行。那是我們家以前常去的教堂，現在已經被現代派接管了。以前對我是那麼有意義的一切，那些畫像，那些詩，那些禮拜儀式，現在全都變了。教堂現在採用新的禮拜形式，而且聖瑪格麗特教堂這位年輕的現任牧師把現代風格發揮到了極點，他居然把上帝變成了一個沒有性別的普通人。我知道我懷念往昔那些程式是感情使然，而不是出於理性的考慮。但是，發現自己據以成長的信仰基石原來是可以移動的，卻使我不能坦然。我母親得到的是一次不分性別、低調而毫不隆重的安葬儀式。我不記得我聽到牧師何時提到「上帝」一詞。我低聲自語：「別擔心，媽媽。我們以後重新為你舉行一次更莊重的儀式，因為你是不想這樣離去的。」

　　卡普·溫伯格是個狂熱的親英派。他的言談舉止，他的外貌，他那種永不道歉、永不解釋的貴族派頭，確有某種英國味兒，只有口音不像。正因為如此，部長在被邀請參加著名的牛津大學學生聯合會辯論時，他抗拒不了這一誘惑。學生們請他去同牛津的一位名叫E·P·湯普森的馬克思主義教授對壘，題目是《從道義上說，美國和蘇聯的對外政策沒有差別》。美國駐倫敦使館的官員們聽到這一消息後，懇請部長不要去。牛津大學的學生左得很，擅長口頭攻擊，而且誰的賬也不買。使館官員說，這樣的辯論是不可能贏的；倘若輸了，歐洲新聞界會做出一些令人難堪的報道。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是部長的堅定盟友和個人朋友，她也勸他三思。反對部長應戰的人說，堂堂美國國防部長去幹這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事情是不得體的。但他們的理由只是更加堅定了溫伯格的決心。

　　我們於1984年2月27日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次日

　　淩晨抵達倫敦。溫伯格還要忙一些別的事情。我注意到，飛行途中他只草草地瀏覽了一遍他的辯論講稿。那天晚上，我陪他參觀了牛津聯合會的各個大廳，從歷屆首相的掛像旁走過。這些首相自己的辯論才能也是在這裡鍛煉出來的。我坐到為我準備的位置上，看著我的上司走上講臺，手裡拿著2號鉛筆闡述他的反方立場。這間座無虛席的大廳內的學生們就像古羅馬劇場內等著看一名基督徒被扔給獅子的好戲的羅馬人一樣。湯普森教授是個大名鼎鼎的辯論能手。

　　在部裡忙亂的日常工作中，我們忘記了我們的長官原先當過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書籍評論家，還曾是一位酬勞頗豐的律師。他那天的發言十分精彩。「我請你們只想想一件事，」他在發言快結束時說。「今晚你離開這裡，午夜不會有人來敲你的門。」他是以微弱比數獲勝的。溫伯格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我從未見他像今晚這樣興奮。雖說在我們眼中他的勝利是明白無疑的，但我們還是預先採取了一點保險措施。牛津辯論的勝者是通過分別計數從正方出口和反方出口離場的人數來確定的。我們事先告訴我們的警衛和工作人員及秘書，一定要從反方的出口出去。

　　我知道，儘管溫伯格外表很鎮靜，但是貝魯特機場上的海軍陸戰隊兵營被炸這一不幸事件使他深感痛心。我是在他交給我一份奇特的文件草稿時認識到此事使他所受創痛之深的。他要我看看這份東西，然後交給政府的國家安全班子傳閱。溫伯格把他當律師的智慧都用在對美國何時應該、何時不該向國外派出軍隊的分析上了。他上了諸如「隔離部隊」、「軍事存在」這類花哨字眼的當。原來這些字眼意味著使美國軍隊在沒有明確使命的情況下處於危險境地。他反對以最糟糕的方式「利用」我們的軍隊。他提出了決定美國出兵海外的六項原則。

　　溫伯格的對頭舒爾茨拒不考慮他的建議。我看到，這兩個人不斷發生口角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已經存在好幾個月了。國務卿常常準備派出美國軍事力量，甚至派到像黎巴嫩這樣沒人爭的地方。如果你無需時不時地敲打某人以顯示你的實力，那又何必在那裡保持一支軍事力量呢？他的對立面，即那個要對前去流血犧牲的軍隊負責任的那個人——溫伯格，則主張只在至關重要的地區投入力量。

　　溫伯格不僅要在政府內部推銷他的指導原則，而且想在那年夏天作公開宣傳。我們已開始考慮設立演講台的可能性了，可是白宮負責競選事務的工作人員禁止在總統選舉結束前發表任何這類有爭議的演講。裡根連任後，溫伯格于11月28日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發表了講話。我跟他去了，聽他說明他建議「我們權衡在國外使用美國作戰部隊時」需要考慮的幾條標準。（1）只有在我們或我們的盟國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才用兵；（2）如果用兵，一定得擁有取勝所需要的一切資源；（3）用兵要有很明確的政治和軍事目標；（4）做好在目標改變時改變用兵決定的準備，因為戰爭很少是一成不變的；（5）只承擔那種能得到美國人民和國會支持的義務；（6）用兵只能是不得已情況下的最後一招。

　　簡言之，要看國家利益是否受到威脅。如果是，那就用兵，而且一定要取勝。否則就別插手。

　　克勞塞維茨若聽到他的建議，肯定會為他鼓掌。後來，在就派兵參戰問題向總統提建議成了我的職責的時候，溫伯格的上述標準成了我的實際指導原則。然而，在他發表這一講話的當時，我很擔心溫伯格公開宣佈的標準過於明確，很容易被潛在的敵人鑽空子。

　　1985年5月，我接到邀請，要我在威廉—瑪麗學院舉行的後備軍官訓練團授銜儀式上講話。從我站在紐約市立學院的阿羅諾維茨禮堂接受我自己的少尉軍銜至今，已經是27年過去了。我今天為之授銜的學員之一是邁克爾·鮑威爾。當儀式進行到該我主持宣誓時，我命令學員們轉身面向在場的父母和親友。這一招是我從神槍手埃默森的退休閱兵式上偷學來的。輪到邁克上臺時，他不僅得到了軍銜，而且還得到了父子間緊緊的擁抱。這是個標誌著子繼父業的令人激動的時刻。在場的人中，坐在阿爾瑪身旁的還有邁克的兩個妹妹琳達和安妮瑪麗。琳達是該學院二年級學生，安妮瑪麗則即將入讀該校。我開心地想，當年因擁有奴隸而深感不安的托馬斯·傑斐遜一定會對鮑威爾家的孩子進入他畢業的這所學校接受一流教育表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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