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86)_科林·鮑威爾

八六

　　這次女友事件是我同一位國會議員發生的第一次嚴重爭執。我從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不怕有對手，就怕有敵人。今天的對手可能成為明天的盟友。我設法同查利保持了朋友關係，而且對他後來的一些實質性的要求儘量給予滿足。因此，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我們依舊得到他的支持票。那次飛機事件後，在一次正式宴會上，我見到了查利的女友，確是個豔麗佳人。「你看你使我受到多大的損失？」他說。他確實說得不錯。

　　如果你不惹我的上司討厭，那他確實是個仁愛長者。但你千萬不要冒犯他。堅定的冷戰鬥士理查德·珀爾被調到國防部，任負責國際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長。由於他的反共立場從不動搖，全部上下都管他叫「魔王」。珀爾帶來了一名親信，名叫弗蘭克·加夫尼。這位留著鬍子、缺乏教養的仁兄以前是國會工作人員。在溫伯格班子的一次會議上我看到了他的首次表演。他給部長上課，講對共產黨手軟會有什麼惡果，在提到四星將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維西的時候竟稱他為「傑克」。會間休息時，溫伯格把我叫到一旁問道：「那個年輕人是誰？他叫什麼名字？」我告訴了他。但是此後一整年的時間，不論弗蘭克·加夫尼出現的次數多麼多，對於溫伯格來說，他一直是個無名氏。我給珀爾的這個門生上了一番官場規矩課之後，溫伯格總算能說出「加夫尼」這幾個字，最後居然還提拔他擔任了更高些的職務。不過，在卡普·溫伯格跟前，改變印象的機會是少之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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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到五角大樓時，曾陪溫伯格到白宮情況室去參加過一次會議。我在門外等著，直至他和總統從裡面出來，到旁邊的一間小辦公室去做私下文談。這是我第一次在這樣近的距離看到羅納德·裡根。溫伯格向我做了一個手勢，示意我走上前去並把我引見給總統。當總統握住我的手、對我展露出親切的微笑時，這個人所產生的感染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衣著真是無懈可擊。頭髮一絲不亂，領帶系得恰到好處，雪白的襯衫就像是剛剛開漿。我們寒暄了幾句之後，他們便談起正事了。這短暫的第一次接觸給我留下的印象是，裡根似乎同時使人產生既親切又疏遠這樣一種矛盾的感覺，就好像世界上真有冷漠的親熱這回事似的。

　　我像一個玩雜耍的人，力圖把三軍部長、四個軍種的首腦、參聯會主席以及五角大樓其他大人物的自尊心同時捧到天上，不讓任何一個掉下來。他們都希望能隨時見到部長，而部長並不總是歡迎他們對他的造訪。同這些人打交道是我的工作中最難做的部分，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對我的表現感到滿意。五角大樓內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就曾試圖炒我的魷魚。海軍部長約翰·萊曼大概是這座大樓內最善於窩裡鬥的人物。在各軍種的競爭中，萊曼是從不讓步的。在他眼中，海軍的地位永遠是全美國軍隊的中心。萊曼不滿足于掌管海軍，總是要把他的一些管理整個防務系統的主意強加給溫伯格。

　　溫伯格不喜歡萊曼這種咄咄逼人的架勢，所以我就得唱白臉，擋他的駕。萊曼自然也就怪我剝奪了部長受惠于他的高見的機會。他在大樓內四處宣揚，說我不是在為部長服務，而是在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馬屁，以確保自己今後能飛黃騰達。他的不滿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他跑到威爾·塔夫脫那裡去，讓塔夫脫做溫伯格的工作，把我調走。威爾把這件事當做笑話告訴了我。我可不覺得好笑。我給萊曼的軍事助理保羅·米勒打了電話，對他說，他的上司對我的工作不滿意，應當當面對我本人講，不應當背後整我。但這沒有用。溫伯格繼續抵制萊曼，萊曼則繼續責怪我，但我沒有被解職。然而，通過這些衝突，我倒是從約翰·萊曼的詞典中學到了對一句老話的新解：「權力使人腐敗，但是絕對的權力則確實是廉潔的。」

　　我父親已經去世了，阿爾瑪的母親也于1972年故去。當我們跨入1984年的時候，阿爾瑪的父親和我的母親也不久于人世了。我的岳父約翰遜于1984年2月5日死在阿爾瑪的懷抱之中，享年81歲。我們結婚之初，他對我這個女婿並不信任：是個當兵的，更糟糕的是，還是個西印度群島人。到他去世前，我們的感情已相當不錯，我能夠與這位一本正經的老師親熱地開開玩笑，有時候還在一起喝上兩杯，並且打趣地問他，我工具箱中的東西沒有長腿怎麼會跑到他的箱子裡去。

　　處理岳父的遺產的責任由我承擔起來了。我在伯明翰住宅四處翻找了一通，把他在抽屜、壁櫥和地下室內收藏的各種槍支盡數收到一起。我把這些武器裝到我的汽車的背箱內，拉回了華盛頓。負責國防部文件分發中心的吉姆·布魯克斯是個槍支收藏家，他想看看我帶回來的東西。吉姆對一枝0．38口徑的史密斯—韋森手槍、兩枝馬格南手槍以及我自己的一枝很老的日本陸軍步槍很感興趣。他買下了那幾枝手槍，最後只剩下那枝步槍了。一次吃午飯的時候，我們一起到停車場去，讓他看看放在我的車背箱中的那件東西。吉姆仔細看了一下，說容他再考慮考慮，就離開了。就在我把槍放回背箱時，一輛巡邏車開了過來，從車上走下國防部的一名警官。

　　「這是你的車嗎？」他問。

　　「是。」我回答。

　　「請打開背箱。」

　　我開始解釋收藏槍支的事。

　　「請打開背箱。」那警察說。

　　我打開背箱，他看到的是一件即使在日本人轟炸珍珠港時也已過時的武器。

　　「請跟我來。」他拿起我的武器後，這樣對我說。

　　「聽我說，我是鮑威爾少將，」我說，「我是溫伯格部長的軍事助理。」

　　「請跟我來，長官。」他想把我鎖進帶隔柵的後座，我不幹。我像電影中那樣對他說，我可以不作聲地跟他走，但是要坐在前座上。

　　我們走進設在五角大樓地下室的警察局。一位巡佐坐在辦公桌後面，已做好審訊人並向他們宣讀「米蘭達權利」的準備。我可沒想到會有這一幕。突然，一位警察中尉出現了。

　　「將軍，您在這兒做什麼？」他問。

　　「我想他們要逮捕我。」我說。

　　「這事交給我吧。」他對那位巡警說。然後他轉向我說：

　　「您可以回辦公室了。我會讓人把您的槍送還給您的。」

　　我回去後，我的秘書南希·休斯向我解釋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原來，五角大樓4層（那是空軍的地盤）上有位警惕性很高的秘書看到底下的停車場上有兩個人在擺弄一支步槍。恐怖分子！她立即打電話報警。聰明機智的南希聽到風聲，立即通知了一個叫庫克「醫官」的人。

　　國防部是由國防部長掌管的，但是這棟大樓卻是由戴維·O·庫克「醫官」說了算。名義上，「醫官」是負責行政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可實際上，他是首席大管家。樓上有人不好好幹活，需要教訓一下？去找「醫官」。你是助理部長，想要一個本該有的專用洗手間？「醫官」可以辦到。你在有名氣的濱河大門口的停車場找不到車位？找「醫官」試試看。需要解救一位即將被警察逮捕的少將嗎？「醫官」可替你效勞。「醫官」的權力大著哪，他是五角大樓的教父。像凱斯特這樣精明的人，在「醫官」面前也得甘拜下風。「醫官」當過海軍上校，對軍隊中的官僚機構了如指掌，他還當過律師，自有律師那樣的心計和頭腦。沒有庫克「醫官」，五角大樓早上連大門也開不了，因為別人不知道鑰匙放在什麼地方。在「醫官」和南希兩人的安排下，我獲釋了，而且無需交保證金和保釋金，也不必再受難堪。

　　我母親去世前受了好多罪。5年前，她發生過一次心力衰竭。恢復健康後又患了癌症，不得不切除乳房。後來心臟病第二次發作。到最後，就像我父親去世前那樣，我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回紐約去。儘管她總是在受罪，可她的精神卻從未頹唐過。當她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候，她發出了牙買加人慣常的那種吸吮的聲音，接著來了一個翻譯不出來的「啾！」「啾，科林哪，你就把我放到外邊，在我身上蓋些常青藤，以後就甭管了。」我感謝上帝賜給我艾達·貝爾。此時她已經在我媽媽家寄宿了25年。我父親患絕症期間，貝爾小姐幫過他。現在她在為我母親做著同樣的事情。我欠艾達·貝爾的情，今生今世也還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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