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85)_科林·鮑威爾

八五

　　我的職責沒有明確的界定，從溫伯格的戰略顧問到他的拎包人，無所不包。有一次，我從家裡拿來他的小禮服，使他能在辦公室換好衣服去參加一個社交活動。在他掏空衣服口袋的時候，我站在那裡給他講當晚活動的內容。他口袋裡所裝的東西說明了這個古板的紳士出人意料的一個側面。口袋裡有一個小鉛筆頭。他解釋說，這個鉛筆頭他從小帶到現在。還有一個澳大利亞半便士硬幣，他說那是他在太平洋向他妻子求愛的信物。「把這些東西帶在身上，我總是覺得心裡踏實。」他不好意思地解釋說。

　　像哈羅德·布朗和約翰·凱斯特一樣，卡普·溫伯格是一個有修養的人。在文學和音樂方面，他是古典派。我們給他買了一個帶單放機的小小的鐘控收音機。他一個人在屋時，總是伴著巴赫和貝多芬的音樂工作。我覺得這個人有修養的這一面是很具感召力的。許多步兵出身的人沒有這種素質。有時我會感覺到自己在這方面的欠缺。但是，在這裡工作期間，我不但沒有培養出更好的讀書習慣，而且連以前也不如了。晚上9點回到家中，一本好書只看上兩頁可能就睡著了。

　　溫伯格還喜歡搞排場。在我重返五角大樓之前很久，中央情報局曾報告說，利比亞殺手要來美國刺殺總統和其他美國領導人。這是一場虛驚，但是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部長和第一副部長辦公室外面加了穿軍裝的崗哨。最後竟有12名很有用的男女被派來幹這種基本無用的差事。說它無用，是因為五角大樓的文職警察已經多得綽綽有餘。我接任軍事助理之後，由於暗殺的威脅早已證明只是謠傳，我希望不要再安排警衛了。溫伯格卻聽不進去。他喜歡這些堪與守衛倫敦塔的皇家禁衛軍相比的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他門外。他每次離開辦公室時都向值勤的警衛敬禮，每次回到辦公室還要敬禮。

　　弗蘭克·卡盧奇有一次勸我說，精明的部下應會避免同溫伯格頂嘴。「如果是小小不然的事，」弗蘭克告誡我說，「那就別浪費你的精力了，留著精力幹正經事吧。即使他錯誤嚴重，事關重大，你也要留有充分餘地。即便如此，你十之八九也要碰壁。」溫伯格有時確實會表現得頑固不化。我在「星球大戰」問題上就領教了這一點。

　　1983年3月23日，我重返五角大樓大約4個月之前，裡根總統發表了一項重要的政策講話，宣佈美國打算實施「戰略防禦計劃」。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其他顧問說服總統相信，我們可以在太空中建立一個由衛星控制的，能摧毀蘇聯來襲導彈的防禦盾牌。總統立即意識到，這樣一個盾牌可以改變核力量對比。當時存在的是一種恐怖平衡——「相互確保摧毀」，即你們能摧毀我們，我們也能摧毀你們。但是，有了這個防禦盾牌，他們就無法摧毀我們了。這樣，雙方仍在不斷增加的大量核武器今後就沒有用處了。

　　總統發表戰略防禦計劃講話之後，特德·肯尼迪參議員立即把這個想法斥為「不計後果的星球大戰計劃」。由於「星球大戰」這個詞是在極受歡迎的影片中使用的，所以它特別具有刺激性。一想到巨大的核裝置在天上爆炸、輻射碎片像下雨似的回落到地球上這樣一種前景，人們都嚇壞了。我不屬意識形態上的自由派或保守派，但我認為，自由派不假思索地把這個想法——即便它是可行的——嘲諷為不明智的，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覺得，真正的問題在於，裡根總統提出了一個可以使核僵局在概念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建議，這使批評裡根的人承受不了。

　　在戰略防禦計劃問題上，溫伯格變成了比教皇更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國會山的聽證會上成了代表政府講話的出頭鳥。為了打消人們對星球大戰的恐懼，溫伯格向五角大樓的研究與工程主任理查德·德勞爾提出這樣的問題：用以摧毀蘇聯導彈的X光激光器是不是用核爆炸作動力的？「那是炸彈嗎？」德勞爾解釋說，激光就是用在太空引爆核裝置的辦法產生的。

　　「但它不是炸彈，對吧？」溫伯格極力尋找著語義學上的回旋餘地。德勞爾找到了一個有用的委婉用語：「不，不是炸彈。那會是一個核活動。」從此以後，在國會的聽證會上以及別的場合，溫伯格一直不承認戰略防禦計劃需要核爆炸。他會在手指間轉動兩支2號黃鉛筆。那個護身符表明他的頭腦已經進入戰鬥狀態。他喜歡「發生器」這個詞，不喜歡「炸彈」。

　　從技術上說，他的說法是錯誤的。我擔心他這樣頑固會被看作是回避問題。當只有我倆在辦公室的時候，我試圖向他解釋：「部長先生，只有一個核裝置在空間爆炸才能產生使該系統運轉起來的能量。那動力不是愛迪生公司提供的。」

　　「你說是產生能量，」他滿意地重複道，「那就是說，你同意我的意見。它不是炸彈，是發生器。」

　　過了一些時候，我明白了他的固執是有道理的。只因為他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不讓步，報紙上也就沒法刊出《溫伯格證實要在太空部署核彈：肯尼迪要求再度就星球大戰問題舉行聽證會》的大標題。

　　我很快便明白了，溫伯格為什麼沒有被國會嚇倒。議員們常常表現出功夫非常到家的虛偽才能。溫伯格的預算要求曾使正直的議員們感到震驚，我們不知忍受了他們多少次憤怒的攻擊。但是，頭一天在國會會議上對我們大肆攻擊的那個人，到第二天就會打電話來，懇求我們把為他那個選區的一所社區學院制定的某項與軍事沾不上多少邊的計劃加到五角大樓的預算中去。正如一位委員會主席對我說的，不論在辯論中大家是多麼誇誇其談，到會議結束時還得使表決結果比百分之五十多一票，否則預算就通不過。使票數發生擺動的因素，一些人稱之為豬肉，而另一些人稱作國防。我很快就明白了這種差別。原來，豬肉在另一議員的選區內就是國防開支。

　　與國會議員們正面交鋒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需要他們的支持票。但凡事要有一條界限。在我擔任溫伯格的軍事助理期間，有一次，我接到了得克薩斯州眾議員查爾斯·威爾遜的電話。威爾遜是堅決主張加強防務的，在為那些同阿富汗的共產黨政權和蘇聯軍隊進行鬥爭的聖戰者遊擊隊爭取援助方面尤其得力。在此之前，查利（查爾斯的昵稱）給我們的立法事務辦公室打過電話，要求安排用軍用飛機送他到那個地區訪問。他想帶他的女友一起去，但被拒絕了。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後來，他給我打電話來，抱怨那些愛鑽牛角尖的官僚，說他知道我一定會把他們整治好。我清楚地知道查爾斯這一票是我們所依靠的，於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才回答。「查利，」我說，「這等於是未經授權使用政府飛機。

　　部長是不會批准的。」

　　他聽了這話，便責問起我來，問我是什麼人，是反單身漢派嗎？「讓我不帶上一位漂亮女士去世界各地旅行，那我絕對不幹！」我還是不同意。

　　「要是我偏帶上她到機場去呢？」他問。

　　「飛行員會拒絕為她開飛機，」我說，「而且，你也不應當這樣難為一位軍官。」他又發了一通火後，便把電話掛斷了。

　　幾天後，當我收到眾議員威爾遜的一封信時，我感到很沮喪。他在信中警告我說，到討論提拔我當三星將軍的事時，他還是會有發言權的。我給他回信說：「您認為怎樣做正確就怎樣做好了。我也將繼續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他認為正確的事情就是從下一個防務預算中砍掉三架C—12飛機，而且毫不隱諱他這樣做的原因。看來，公開與這位來自得克薩斯東部的一個保險地區的議員作對，不會損傷他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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