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82)_科林·鮑威爾

八二

　　「你有什麼建議？」我問。

　　「現在還沒有。」他回答說。我知道我倆都有同樣的不祥預感。蘇聯人是否可能擊落了一架坐滿普通乘客的民航飛機？

　　每當發生悲劇的時候，五角大樓都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瞭解情況，而不是像報紙上的消息那樣寫成簡潔而完整的段落或者像電視記者那樣說得字斟句酌、有板有眼。最後，總算湊夠了信息，使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得以於當天上午10時45分發表一項聲明，宣稱蘇聯一架戰鬥機確實擊落了韓國的一架民航飛機。「美國對這種襲擊深表義憤，」舒爾茨說，「看來死亡人數很多。我們認為沒有任何藉口採取這種令人震驚的行動。」

　　蘇聯方面最初的反應是矢口否認。當他們的說法被事實揭穿之後，俄國人又說，那架飛機闖入了蘇聯領空，他們本想把它引導至最近的機場，但是駕駛員不聽，繼續飛行。最後，蘇聯人承認他們擊落了那架飛機，但卻聲稱該飛機在從事一項由美國和日本指揮的「有意識的、經過周密策劃的情報活動」。

　　這件事的全部真相隨著蘇聯的解體終於大白於天下。從阿拉斯加飛往漢城的大韓航空公司007號班機由於意外的原因偏離航線360英里，確有兩度是在蘇聯領空飛行，一次是在堪察加半島的上空，另一次是在薩哈林島上空。蘇聯防空司令部派去攔截韓航007班機的飛行員根納季·奧西波維奇駕駛的是一架蘇霍伊—15戰鬥機。他報告說，闖入領空的飛機使用著航行燈和夜航民航飛機通常使用的防撞閃光燈。為了看得仔細一些，奧西波維奇還在那架噴氣式客機的右側（我們不知道他離那架飛機有多近）並飛了一段。這位蘇聯飛行員執行過至少1000次攔截美國軍用飛機的任務，對這類飛機的輪廓瞭解得像對他自己的飛機一樣清楚。他說，他看不出這架波音747飛機是民航飛機。他退了回去，用雷達鎖定了那架飛機。在接到命令之後，就在韓航007班機即將離開薩哈林上空、重新進入國際空域的時候，將它擊落。奧西波維奇發射了兩枚導彈，一枚擊中了機尾，一枚打掉了飛機左翼的一半。被擊中的飛機連同機上的269名乘客以數百英里的時速、在12分鐘之內墜進太平洋。

　　蘇聯人為什麼要擊落一架無辜的民航飛機？看來，最講得通的解釋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尤裡·安德羅波夫試圖扭轉軍隊中紀律渙散的狀態，而且已經頒佈了一部嚴格的新法律——《國界法》。此法頒佈之後，蘇聯軍官被迫像沒有頭腦的機器人一般按照法律規定辦事。

　　冷戰期間，幾乎沒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得放進東西方對抗的基本框架中去考慮。俄國人一直試圖把韓航007班機說成一架間諜飛機，犯了悲劇性的錯誤之後還要撒謊。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我親眼看到溫伯格和舒爾茨在這個問題上如何爭奪政策控制權。溫伯格把這次事件看做一出道德劇，蘇聯扮演著邪惡的化身。他認為舒爾茨應當取消即將在馬德裡舉行的同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的會晤。舒爾茨則認為，我們可以盡情地譴責蘇聯人的這種做法，但是不應當讓這一事件——不管它多麼不幸——干擾我們同蘇聯人進行的旨在促進彼此利益的談判。裡根總統在他們兩人之間搞折衷，他稱蘇聯的所作所為是「公然無視個人權利和人的生命的社會所產生的野蠻行徑」，但卻希望舒爾茨同葛羅米柯的會談如期舉行。

　　擊落韓航班機的事件發生在我接任溫伯格的軍事助理這一新工作之後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從這一事件中我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教訓。不要一聽到什麼消息就驚慌失措。沒有把全部事實瞭解清楚之前不要急於下結論。有時，即使你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許多事實，但如果這些事實有相互矛盾的地方，還是要對之提出疑問。我們的直覺所告訴我們的東西要比零星的材料更深刻、更睿智。我還悟出這樣一個道理：最好把瞭解到的事實儘快通報出去，即使新的事實與先前的事實有矛盾也不要緊。淩亂的真相勝過圓通的假話，因為假話到頭來總要被戳穿的。要避免編造故事，因為以後透露出的真相會證明它不可信（蘇聯人就吃了這個虧）。要做好這樣的思想準備：一個國際事件會失去它本身的含義，為了政治目的而被擴大或縮小。最後，在一個充滿破壞性動因的世界上，對於不時出現的爆炸性事件不要感到意外。

　　5年之後，到1988年我已當上國家安全顧問的時候，我們又面臨類似的局面：我們不得不向全世界解釋美國巡洋艦「文森斯」號何以會擊落伊朗的一架「空中客車」飛機，使290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喪生。那是一個慘痛的錯誤。我們如實講了，並儘快公佈了事實。

　　我接到有關韓航007班機事件的第一個電話不是在我們本應居住的邁爾堡第27A官邸，而是第23A邸宅，那是與整天喧鬧吵嚷的軍官俱樂部隔街相對的一棟小房子。原本許諾要給我們的那套好一些的房子，被一位級別比我高的官員住上了。在這所新房子裡，我留出一個小房間作為我的保密通信中心。房內安裝的一束束電線使得它看上去就像顯微鏡下的神經節。切薩皮克—波托馬克電話公司的人老是在這所房子裡修修弄弄、改改換換，到後來阿爾瑪竟把他們所有人的教名都記住了。從我們搬進這座房子的那一天起，電話鈴聲就沒有停過。

　　現在與我一起在溫伯格手下共事的人，已不再是1981年我離開這裡時的那個班子了。弗蘭克·卡盧奇於1982年年底離開了政府部門，當上了西爾斯世界貿易公司的總裁。企業家保羅·塞耶接替他當了一段副部長。但是塞耶後來吃了官司，不得不辭去這一職務。威爾·塔夫脫接替塞耶擔任國防部的第二把手。威爾除了在當總顧問期間練就一種敏銳的判斷力之外，還擁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他是得到溫伯格完全信任、並能對這位固執己見的部長施加影響的少數幾個人之一。

　　我的前任卡爾·史密斯給我留下一位難得的人物，這就是他的秘書南希·休斯。她聰敏精明，頭腦冷靜，辦事乖巧，還有一種極其寶貴的天賦——善於揣摸上司的意圖。南希一直為我工作到我離開軍界為止，其間只有短暫的間斷。對於完美無瑕的人，你是不會輕易捨棄的。

　　在哈羅德·布朗手下工作期間，我常常在他同助手們開會時坐在後牆邊不顯眼的地方做記錄。當上溫伯格的軍事助理後，我的地位有了象徵性的飛躍。溫伯格通常在上午8點30分準時開會。其實我應當說是舉行「御前會議」，因為他與注重理智、性情孤獨的布朗大不相同。布朗開會時，讓大家緊密地圍成一圈，儘管他更願意一個人呆著。溫伯格開會時，則更願意手下人圍著他。布朗不講究形式，希望趕緊把問題討論完就散會。溫伯格開會時則注重禮儀程序、上下等級分明。

　　他主持會議時坐在一張淺藍色的軟扶手椅上。他的左邊，坐在另一張扶手椅中的是立法事務助理。他的右邊，坐在長沙發上的是他的公共事務助理，我坐在長沙發的另一端。咖啡桌的對面，面對著部長就坐的是他的副手和總顧問。主要人物的座次就像天上的星座一樣始終保持不變，即便參加會議的人數增加也是如此。不久，國防部第三把手弗雷德·伊克爾也想加入進來。溫伯格說，好的。於是伊克爾便佔據了長沙發的中間位置。既然伊克爾參加了，他的助手裡奇·阿米蒂奇也要求參加。溫伯格也同意了。

　　後來又有一些人也想參加會議。溫伯格說，可以。這些人的助手也想來，溫伯格照準不誤。就這樣，早上開的這種會議的規模變得如此壯觀，以至開會前5分鐘，搞接待的軍人像聯合運輸公司的搬運工似的，只好急急忙忙從隔壁房間搬來椅子。這種會議印證了羅伯特·阿德裡的「地盤佔有欲」理論。你要像老虎往樹上撒尿那樣來標定自己的勢力範圍。你的氣味要比別人更強烈才行，否則你就會被人家擠走。無論是在叢林中還是在官場上，都沒有無主的空地。所有地盤都已經被佔領或者被更強者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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