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83)_科林·鮑威爾

八三

　　在這種會上討論的惟一實際問題是公共關係助理及立法助理彙報的有關同新聞界之間的棘手問題和即將付諸表決的法案問題。聽他們講完之後，溫伯格就在屋子裡走一圈，點叫每一個人的名字。講話時間長的都是那些不懂遊戲規則的人。我常同部長充分地討論問題，但是從不當眾這樣做。這種辦公會議有一個用處，那就是能滿足與會者的虛榮心，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員。會後他們便可以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部屬那裡誇耀說：「部長剛剛告訴我……」甚至說：「我剛剛告訴溫伯格部長……」後來，我自己也採用了這種讓眾多下屬參加會議的辦法。

　　我來此工作的頭幾天，就領教了我的新上司的工作作風。

　　1983年7月26日，我早上6點半就來上班了，在瀏覽五角大樓的夜間要聞《頭班車》時，摘自《華盛頓郵報》的一則簡訊引起了我的注意。海軍在馬裡蘭州的貝塞斯達海軍醫院設立了一個「創傷試驗室」，專門訓練醫學院的學生治療戰傷。他們用狗來進行試驗。先給狗注射麻醉藥，然後開槍把狗打傷。看到這裡我警覺起來了。我想像著美國人聽說他們心愛的小狗萊西或斯努菩被當做軍事醫學的試驗品會有什麼反應。我趕忙給我的同行——海軍部長助理保羅·戴維·米勒上校打了電話。對他說，溫伯格部長想瞭解這是怎麼回事。保羅對我說，時間還太早，貝塞斯達那邊沒有人。「過一會兒我再答覆你。」他說。我對他說他最好現在就答覆我，因為部長馬上就會來。今天上午會議的重點議題是有關MX導彈部署的表決，而且部長還約定一早要接受三大電視網的採訪。米勒便把他掌握的一點點情況告訴了我。

　　我剛掛上電話，溫伯格就進來了。他劈頭就問：「對小狗開槍是怎麼回事？」（溫伯格家裡養了一隻名叫基爾蒂的蘇格蘭長毛狗）

　　「部長，」我開始解釋，「這對於海軍陸戰隊員參加實戰是很重要的……」

　　「不許他們這樣幹。」他說。

　　「部長，這種醫學研究有助於……」

　　「告訴海軍，此事到此為止。這個計劃被取消了。這種事他們連考慮也不應當考慮。明白嗎？」

　　我給米勒打電話，傳達了部長的命令。他卻深表懷疑，一個勁地說「但是——但是——但是」。我對他說，以後我再向他解釋。現在我得把部長送到二樓的五角大樓廣播室去，做好他首次上《今日》節目的準備。

　　在世界可能處於核毀滅邊緣的時候，布賴恩特·岡貝爾提的第一個問題卻是有關《華盛頓郵報》上這篇有關狗的報道。溫伯格冷冷地回答說，不會有這種事，即便真的有過任何這樣的計劃，他也已經下令取消了。另外兩次訪談也都是從狗的問題開始的。溫伯格在每次訪談中都向全國保證說，不管是為了多麼美好的目的，軍隊都不會射殺小狗。

　　溫伯格那天對這件事的反應完全是出於直覺。他沒有要求由一流外科醫生、心理學家、獸醫學家以及「人民爭取善待動物組織」的代表組成一個小組，來反復研究這個問題。他立即意識到，在一個喜愛小動物的國家內，不論是出於什麼科學上的理由，這種辦法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立即就把它取消了。此後，信件潮水般地湧來，電話使五角大樓的總機忙得不可開交，報刊編輯部紛紛發表文章，全都是頌揚溫伯格的。一時間，溫伯格成了英雄。我也從這位公共關係大師那裡學到了一個經驗：有些東西是不可褻瀆的。另外，你可能遇到最棘手的社會問題，如果你能正視它、很快地解決它，那你就能化不利為有利。

　　9月間的一個上午，溫伯格來上班時告訴我，我應當做好到熱帶地方去的準備。我們要到中美洲去，這是我第一次隨他出訪。9月6日，我們乘坐一架機身上標有「美利堅合眾國」字樣的DC—9型飛機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出發了。這架飛機是屬專門負責接送政府要員的第八十九空運聯隊的。上機時，我發現包括裡奇·阿米蒂奇和14名記者在內的隨行人員中有一個新面孔——一位神氣的初級工作人員。他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身價，原來他是代表國家安全委員會來的。從上機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套近乎，想往溫伯格身邊湊，然而部長的正式保安人員通常都把外人擋在一臂的距離之外。我們圍在一張會議桌旁為同3位中美洲國家元首的會晤做準備的時候，這位很牛氣而又消息靈通的新來者除了溫伯格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顯然自視為這一群中的第二號人物。這個傢伙是何許人？我感到納悶。我在我們的工作人員準備的包括路線、地圖和人員簡歷在內的訪問日程中查找他的名字，果然找到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奧利弗·L·諾思。

　　＊＊＊

　　溫伯格部長和他的夫人關係極其親密，每次出訪都希望珍妮能夠同行。跟隨丈夫出訪的夫人們必須時時面對不熟悉的面孔，沒完沒了地與人有禮貌地聊天。而且，微笑好像凝固在臉上了，到了夜裡簡直得用棍子撬才能使面部肌肉鬆弛下來。珍妮·溫伯格要比她的丈夫內向。她為人熱情，聰穎，喜歡與人單獨相處，對扮演公眾角色不感興趣。溫伯格常邀隨行人員的夫人一起去，好同珍妮作伴。9月22日，我們預定要再次出訪，這一次要繞地球一圈。溫伯格執意讓阿爾瑪同去，他是根據《應邀訪問條例》邀她去的。根據該項條例，她可以成為代表團的正式成員。我覺得，這樣引申下去，連部長的馬夫、勤務員和雜工的夫人也可以去了。可溫伯格堅持他的意見。於是，阿爾瑪就去了。頭一天晚上，她就向我表示了她的迷惑：她是遊客？是多餘的行李？她到底該做些什麼？

　　隨著訪問的繼續，阿爾瑪的作用顯現出來了，她成了珍妮的隨身侍從。有些事珍妮不便對女主人說，她可以代說，例如告訴對方，部長夫人太累了（當時珍妮剛開始患骨質疏鬆症，疼痛難忍），是否可以把參觀伊特魯斯卡遺址的時間縮短一些？珍妮與阿爾瑪在一起感到很自在。每當最後一個歡迎隊列散去，最後一次正式宴會結束後，她們就放鬆下來，在一起對對當天活動的記錄，然後交上去。

　　每次出訪我都不讓把阿爾瑪的名字列入隨行人員名單。溫伯格每次都把她添上去。「部長先生，」有一次我說，「這一次確實沒有必要讓阿爾瑪去。」

　　「胡說，」他回答，「她對於我們這種訪問團是個很重要的人物，我希望她去，以後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阿爾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是珍妮的女侍從官。

　　10月13日，我們獲悉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賈奇·威廉·克拉克法官被免職，改任內政部長。對於國家安全顧問這個職務，他既無天分又無興趣，幹起來真是勉為其難。克拉克與溫伯格一樣，都屬裡根的加州幫。接替克拉克的是他的副手羅伯特·C·巴德·麥克法蘭，他以前是海軍陸戰隊中校，現在45歲左右。此人不是加州幫，這使溫伯格充滿憂慮。麥克法蘭與溫伯格毫無相似之處。他講起話來表情木然，不置可否，很讓人生氣。他接部長的電話時常常會這樣說：「嗯，謝謝你打電話來，祝你度過愉快的一天。」這種表現使溫伯格憤怒異常。10月17日，麥克法蘭接替克拉克當上了國家安全顧問。

　　麥克法蘭手下的大紅人原來就是我們中美洲之行中領教過的那個盛氣淩人的海軍陸戰隊員奧利弗·諾思，現在他已經升為中校了。諾思很快就成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你若想辦成事，就得去找他。諾思這個人有出色的想像力和旺盛的精力，但常常會幹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我的一位助手到我辦公室來說：「將軍，諾思上校想要一個攜槍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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