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81)_科林·鮑威爾

八一

　　「好吧，」我說，「那麼以後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希望能有更合適的東西來紀念這些人。」

　　「我來告訴您怎麼辦，」他說，「如果您能帶頭，我會使利文沃思堡歷史學會來支持您。我們還得投入一些種子資金，大概得5000美元左右。但是，您得想好，您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這件事我考慮了一個上午，然後告訴他：「利文沃思堡到處都是騎兵塑像，我希望這裡能有一尊紀念「野牛勇士」的騎兵塑像。它應當高高地聳立在密蘇裡河畔，騎兵應當面朝西，奔向未來。」

　　建一座塑像，5000美元是遠遠不夠的，馮·施萊默提醒我說。我要學習的第一件事是如何籌款。

　　我認為我對那些曾為我開路的黑人士兵負有一種責任。修建一座「野牛勇士」紀念碑成了我本人為之奮鬥的事業。我叫來了赫達切克以前的副官、我從卡森堡帶來的菲爾·科克爾上尉，問道：「你是第十騎兵團的，是吧？」他說是的，他在卡森堡時是那個連隊的成員，顯然那是第十騎兵團在朝鮮戰爭期間被合併之後很久的事了。「你要使你們的那些人永垂不朽，」我對他說，「你要好好發掘一下野牛騎兵團的歷史。」科克爾接受任務後，立即幹了起來，就好像我們談論的是他的祖先一樣。他查閱檔案，我開始找錢。黑人打仗時是一流的戰士，可戰後受到的卻是二流待遇。我決心最終使「野牛勇士」得到一流的待遇。

　　我在利文沃思堡工作期間，約翰·威克姆將軍又回到我的生活之中。1983年春，威克姆即將出任陸軍參謀長。他從華盛頓打電話給我，說他擬定了一份名單，裡面是他所能找到的13名最出色的中校和上校。他要求我這個準將帶領他們進行一個月的突擊研究，看看他在今後4年內應當把陸軍引向何方。鑒於我是他找到的第14位軍官，他把這個研究項目命名為「14號計劃」。

　　這時距美國從越南撤軍已經12個年頭了。陸軍已經差不多完全從那場衝突的創傷中恢復了過來。1983年5月27日，我們提交了「14號計劃」報告，向威克姆提出對訓練課程做些適當改革的建議。我們特別強調的一點是，陸軍再也經受不起另一次像「沙漠一號」那樣的慘敗了。陸軍是為打仗和戰爭而存在的，不僅僅是把自己管好就行了，我們要想使全國人民恢復對我們的信心，我們就必須在下一次軍事行動中取得成功。

　　我飛往華盛頓，向威克姆將軍和他的助手們就這份最後報告做了彙報。過後，當我倆走回他的辦公室時，我借機提起一件使我感到不安的事情，想聽聽他的意見。威克姆的前任邁耶將軍曾向我保證，他只打算讓我在利文沃思堡幹兩年，然後把我調去當師長。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但是，我此次來華盛頓期間卻聽到了一些令我不安的議論。「我聽說正在考慮讓我接替卡爾·史密斯擔任溫伯格的高級軍事助理。」我對威克姆說這話時心中抱著一線希望，希望他會否認這一說法。

　　威克姆回答說：「不錯，被提名的還有皮特·道金斯。但我認為你比他更合適。」這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回答啊。道金斯是我多年前在本寧堡步兵學校時的同班同學，至今仍是陸軍中的寵兒，楷模中的楷模。「我雙手贊成讓道金斯去幹這個工作，」我說，「我離開五角大樓剛剛1年零10個月，我已經盡了我應盡的義務。我已經當過3位副部長的軍事助理了。將軍，不要再派我去幹這種差事了。」我對他說，我怕永遠被貶為軍事上的半瓶子醋。威克姆不置可否。我立即離開華盛頓，趕回堪薩斯。

　　溫伯格的現任軍事助理卡爾·史密斯，4年前在哈羅德·布朗的辦公室裡與我同一天晉升準將。我回到利文沃思堡兩天后，卡爾打來了電話。他說溫伯格部長讓我再到華盛頓去一趟，他要同我談一談。卡爾還說：「科林，我得離開這裡了，即使我不得不把這工作塞給一位老朋友，也只好如此。」

　　幾天後，我沿著熟悉的E翼——艾森豪威爾走廊走向部長辦公室。進門後，溫伯格站起身來，以他那種紳士風度同我熱情地握手。「科林，」他開門見山地說，「你知道，史密斯將軍想離開這裡。你願意幹他的工作嗎？」

　　「不。部長先生，我很喜歡我現在的工作。但是，」我補充說，「無論調我去哪裡，我都會幹好工作。」

　　「我預料你會這樣說，」溫伯格回答說，「如果一個軍人不是更喜歡在野戰部隊裡，那會令我失望的。」我們又交談了幾分鐘，便分了手。當時我仍在祈禱皮特·道金斯會來解救我。

　　我還沒來得及離開五角大樓，卡爾·史密斯看到了我。他告訴我，我的任命已經定了。他言談中流露出一種明顯的解脫感。幾分鐘後，威克姆證實了這個消息。「從1976年起就沒有我們陸軍的人擔任這個職務，」他解釋說，「而我們需要這個職務。不過，不要擔心，我在邁爾堡給你安排一處住房，是27A號。距五角大樓只有兩分鐘的路，地段也很好。你到這裡後很快就會晉升少將。」

　　沒辦法，我得回去告訴阿爾瑪，在利文沃思堡呆了不到一年之後，又得對這個地方、對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房子說再見了。

　　我特別遺憾的是不得不把尚未完成的「野牛勇士」工程撇下來。我為這個工程點了一把火，我不希望這把火熄滅。我的助手中有一位擔任文職工作的黑人，名叫阿隆索·多爾蒂，他還是堪薩斯國民警衛隊的一位軍官。我對他是絕對信任的。

　　「朗尼，」我說，「你知道這個工程對我多麼重要。我現在把它移交給你。我會繼續為它做我所能做的一切，當然是從遠處努力嘍。但是我指望你在這裡把工程繼續搞下去，不要半途而廢。」多爾蒂同意接著幹。

　　1983年6月29日，我在諸兵種聯合作戰發展中心的任

　　期即將結束的一天，我站在格蘭特禮堂內，現在已是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副司令的卡爾·沃諾中將為我戴上了第二顆星。從職業角度說，升任少將是大好事。從感情上來說，這意味著我終於渡過了痛苦的一關。我的心中受過內傷並且恢復過來了。然而，再冒一次險是不明智的。

　　在利文沃思堡度過短短的11個月之後，鮑威爾一家離開了這個地方，不情願地返回華盛頓去了。

　　◎第十二章　電話鈴不停地響

　　過去兩個月來，我睡覺變得輕起來了。此刻是1983年9月1日夜間，電話鈴一響我就聽見了。阿爾瑪並沒有醒來，卻似乎在昏睡狀態把聽筒遞給了我。我望瞭望鐘控收音機，上面的紅色數字顯示出現在已接近午夜。

　　「鮑威爾將軍，我是DDO，」——DDO就是作戰局副局長。他是從全國軍事指揮中心打來電話的，該中心24小時監視著全球動向。近來，我和這位副局長經常在夜間通電話。

　　「出了點問題，」他告訴我說，「從安克雷奇飛往漢城的一架韓國客機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

　　我必須決定是否應當叫醒國防部長，把這一消息告訴他。

　　「還有別的情況嗎？」我問。

　　「目前沒有了，」他說，「飛機剛剛失蹤。」

　　我躺在黑暗中，考慮著該怎麼辦，腦海裡想像著在漢城機場上，乘客們的家人會如何焦急不安，納悶飛機何以會晚點。我給部長打了電話。如果飛機掉進太平洋，我們可能會希望派出美國部隊去執行搜索及援救任務。儘管是在午夜，溫伯格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如同中午在五角大樓內一樣。他要我隨時向他通報情況。

　　我剛把電話掛上，鈴聲又響起來了。

　　「將軍，」來電話的又是那位值班軍官。「看來問題不大。

　　我們剛剛接到報告說，那架飛機大概做了緊急降落。」

　　我把這一消息報告給溫伯格。但這時我卻睡不著了，直覺讓我不大放心。飛機丟了又找到了，對這種事焉能採取無所謂的態度？我剛要迷迷糊糊地睡去，值班軍官第三次打來電話。

　　「長官，『燃燒的風』監聽到蘇聯防空軍司令部同他們的一位戰鬥機飛行員之間的一些奇怪的通話。韓國的那架飛機可能侵犯了蘇聯領空。」「燃燒的風」是我們使用RC—135偵察機在太平洋上空進行情報活動的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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