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74)_科林·鮑威爾

七四

　　◎第十一章　危險處境

　　總統就職儀式結束後，我走過國防部長辦公室的時候，一個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確實當過摔跤手）一樣結實的身影走了過來。他沒穿外衣，襯衫袖子挽著，完全沒有五角大樓工作人員的樣子。「卡盧奇先生，」我說，「歡迎到國防部來。」

　　他停住腳步：「哦，是你啊，科林·鮑威爾，」他微笑著說，「我記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工作過。很高興再見到你。

　　我聽說你要成為我的軍事助理了。」

　　從我們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共事之後，這些年裡他成了華盛頓「環內」的一顆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擔心葡萄牙從右翼獨裁轉向共產主義的時候，他擔任美國駐葡萄牙大使。卡盧奇使美國堅持住了一條微妙的中間路線，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擔任第二把手：白宮管理和預算局副局長，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現在正等待著國會對他作為溫伯格在國防部的副手的確認。他的才幹是公認的，而且兩黨都重用過他，這使他在一些純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損害。

　　在他們看來，卡盧奇犯下了一個特別嚴重的罪行。他在卡特政府期間曾在斯坦菲爾德·特納領導的中央情報局工作過。由於特納解雇了大批隱蔽的特工人員，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憤怒。白宮的政客們不願讓卡盧奇到國防部工作，頗有權勢的傑西·赫爾姆斯參議員也表示反對。但是溫伯格卻很想要他，不讓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溫伯格處理范·克利夫問題時所看到的那樣，這位精於歐洲式處事風格的部長是一位具有鐵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溫伯格還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四世請到國防部做他的總顧問，成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員。在衛生、教育和福利部時，他就是溫伯格的總顧問。

　　「部長先生，」我對卡盧奇說，「請告訴我，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先說好，不要稱我部長先生。」他說。

　　「好的，我還繼續稱你為卡盧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別稱我卡盧奇先生，更不能稱大使先生。就叫我弗蘭克吧。」

　　我終於同意在沒人的時候彼此以科林和弗蘭克相稱。「但是，」我又說，「可別當著所有那些將軍的面逼著我叫你弗蘭克，讓我難為情。他們可決不會當眾叫你弗蘭克的。這裡不是衛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現在掌管著美國武裝部隊。我們不能以吉姆、鮑勃、弗雷迪或弗蘭克來稱呼我們的上司。」

　　卡盧奇還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職了。不過，為了消除赫爾姆斯的阻力，作為交換條件，毫無污點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爾被任命為負責政策問題的副國防部長。卡盧奇接過了克萊特原來的職務，也用上了他原先的辦公室。我留在原地，現在的身份是卡盧奇的高級軍事助理。

　　這個講話十分謙虛的人卻喜歡扮演一個深知內情的角色。一天，卡盧奇在講話時老是提到「卡普」，聽了讓人很不舒服。最後，我問道：「是溫伯格嗎？」不是，弗蘭克解釋說，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內瑞拉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風格與他的實質之間這種反差使我覺得很有趣。弗蘭克可以一邊給他的小女兒克裡斯汀換尿布，一邊策劃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計謀。他妻子馬西婭忙得脫不開身的時候，他會在星期六把小女兒克裡斯汀帶到五角大樓來。

　　＊＊＊

　　「我想讓你跟我一起去開防務科學大會。」卡盧奇上任沒幾天就告訴我。防務科學大會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舉行的、由德國出版業巨頭巴龍·馮·克萊斯特贊助的會議。會上將散發一大本一大本的文件，題目都是《為歐洲制定的新戰略》之類。整天摳書本的國家安全研究人員都渴望去參加這個會議。

　　「好吧，」我對弗蘭克說，「我讓空軍準備一架飛機。」

　　「不要，」他說，「在民航班機上給我們弄兩個座位就行了。」

　　我按弗蘭克的要求做了，並同他一起出發去杜勒斯機場。由於引擎出了故障，我們的飛機推遲好幾個小時起飛，我們只好等著。弗蘭克焦急地老是看手錶。我們終於登上了飛機。按級別，弗蘭克有資格坐頭等艙，所以他就坐在那裡了。我則還要繼續向前走。「你到哪裡去，科林？」他問。「我只能坐普通艙，弗蘭克。」我說。結果，我倆無法在飛機上一起工作。

　　而且，為了等航班，我們回來時又浪費了一天時間。

　　我剛回到辦公室，軍事空運司令部司令羅伯特·海瑟就揪住了我的耳朵。「太蠢了。」海瑟說。你們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它怎麼能提供可靠的聯絡？它怎麼能保護那些絕密文件？他警告說，下次若再不用專為因公出差準備的飛機，我將會掉腦袋。弗蘭克終於同意了，從此以後，我們出公差時使用軍用飛機。

　　裡根執政後，有一點很快就看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一代人又回來主事了。總統所拍的軍事影片可能不算多，他只在好萊塢拍了一些訓練影片。但是在他看來，親自參加這場戰爭是他的重要經歷，而且他總喜歡強調這一點。卡普·溫伯格在太平洋戰區麥克阿瑟將軍麾下由列兵升至上尉。他就是在那裡認識他的夫人、當時任陸軍護士的珍妮的。

　　所以說，他也是那個時代造就的人物。

　　一天上午，在工作人員例會上，溫伯格盯著卡爾·史密斯和我說：「我不明白，你們大家到底是不是軍人？我很少看到我手下的軍官穿軍服。」我們解釋說，穿便服在70年代初期成了普遍現象，這樣可以顯得在華盛頓工作的軍事人員少一些。溫伯格哼了一聲說：「如果你們是軍人，那就應當穿軍服。」部長既然這樣說了，我們就照辦。

　　有一天我對卡盧奇說：「有件事使我們這裡許多人感到不快。」我說了我們未能請來卡特總統或布朗部長為軍士長羅伊·貝納維德斯頒發他獲得的榮譽勳章這件事。貝納維德斯的光輝業績是在1968年創造的。如今已經是1981年了。「使這位英雄得到他應當得到的待遇，這對我們是十分重要的，」我說。這個意見就像一顆火星，從卡盧奇那裡跳到溫伯格那裡，後來又跳到白宮。裡根的形象顧問邁克爾·迪弗抓住了這個機會。一位在民主黨執政期間受到忽視的拉丁美洲裔美國人終於得到一位共和黨總統為他授勳。這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啊！

　　為裡根總統設定的方案是他親自到五角大樓來。儀式預定在1981年2月24日在五角大樓中央大院內舉行，邀請五角大樓全體人員參加。在授勳儀式和大會上，通常都是由一位軍官宣讀嘉獎令，由總統把勳章掛在受勳者的脖子上。裡根俯下身看了看嘉獎令說道：「讓我來宣讀這項命令吧。」他並且指出，讀腳本他還是有些經驗的。於是，他成了在授予國家最高軍事榮譽之前親自列數受勳者的英雄事蹟的第一位總統。對於武裝部隊來說，這天下午要比總統就職典禮日更具有政府更迭的意味。我們不必再用便服來掩飾自己的身份了。英雄終於得到了應得的待遇。當兵服役又成了光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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