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75)_科林·鮑威爾

七五

　　當新政府接過防務預算的時候，出現了表明新時代更帶實質性的證據。羅納德·裡根在競選時曾許諾要加強國防，改變邁耶將軍所歎息的「陸軍變成空架子」的那種狀況。儘管共和黨人所承襲下來的卡特的預算把防務開支增加了百分之五以上，從溫伯格的辦公室裡還是傳出話來，問各軍種首腦還需要增加多少經費。這真是2月間又過聖誕節，令人喜出望外。各軍種首腦開始提出希望得到的東西的清單。起初，他們請求撥款的總額等於使防務開支實際增加百分之九左右。

　　我和卡盧奇坐在部長辦公室內，聽到的話是我今生從未想到過的。溫伯格說，這還不算完，他下令各軍種首腦重新考慮研究和發展計劃。於是他們又由希望清單走向夢想清單，拿出了一些他們認為決不會實現的建議。這些最新數字報到了行政管理和預算局。那裡的答覆是：還不夠多。管理和預算局的結論並不是以戰略分析為依據的，而是出於白宮的意圖。裡根的白宮只是簡單地通知五角大樓可以多花錢。軍方何樂不為？他們意識到，從天上掉餡餅的事，畢竟不會每天都有。

　　溫伯格終於爭取到把現政府繼承下來的卡特預算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即258億美元。這是可以預見的將來的增幅。我們並不是毫無目的地亂花錢。在連續幾年預算緊縮之後，軍隊的狀況實在太慘了。用於熱門投資——主要是先進武器的研製。但是，麵包與黃油的開支，即養活軍隊、使軍中生活讓人可以忍受的那些開支卻受到忽視。軍隊就像一座門口停著一輛寶馬汽車的搖搖欲傾的大廈。裡根的預算為之撥款的項目有：增加薪俸、購置零部件、加強訓練、建立現代通信中心、修理設施、托兒所、家屬住房、牙科診所等等，其中有許多項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無人問津的。而且，國會很痛快地批准了增加這些軍事撥款。在批評溫伯格的人看來，一度被人害怕的「大刀」溫伯格已經變成了「大勺」溫伯格了。我們這些知情的人都瞭解，各軍種處於營養不良狀態。確實需要一把大勺來恢復我國軍隊的力量、目的感和自豪感。

　　2月下旬，我以卡盧奇的把門人的身份安排了新任陸軍部長約翰·O·馬什同弗蘭克會見。我同馬什不太熟。但我知道他以前是弗吉尼亞州的眾議員。此人很有頭腦，講話柔聲柔氣。我不知道他那天來找卡盧奇有何公幹，但是他從卡盧奇辦公室走出來後，把我拉到門廳。在那裡，這個文質彬彬的人等於是扔給我一個抽出了保險針的手榴彈。「科林，」他說，「我希望你考慮一下辭去軍職的事。我想讓你來當陸軍部副部長。」並補充說，他剛才同卡盧奇和白宮人事處都商量過這個主意，而且遇到了綠燈。

　　儘管我很驚訝，但我很快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我已經有了一個在五角大樓官員中玩得轉的名聲。說得更直截了當一些，軍人在國防部只占將近百分之四十，是少數，馬什希望把一名有素養的來自這個少數派的高級軍官安置在一個重要崗位上任副部長。我對馬什說，這事得容我考慮考慮，明天再答覆他。

　　通常，我白天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是不同阿爾瑪談的。但是這件事將會對我們兩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所以我得聽聽她的意見。我們沒有因為討論這個問題而睡不著覺。我是一名44歲的準將，有著錦繡前程。軍隊是我的生命。辭去軍職，接受一項政治任命會證實我希望制止的那種謠傳，即那種有時連我自己靈魂深處也會有的猜疑：我正在變得更像政客而不是軍人了。阿爾瑪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看法。落入不知深淺的政治任命的水塘中去，這種前景使她感到很不放心。第二天，我感謝馬什對我的抬舉，但卻拒絕了他的建議。

　　馬什提出建議的第二天，我去見卡盧奇，表示很願意與他一道工作。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在機關工作將近4年了。我說：「弗蘭克，我想回部隊幹準將應當幹的工作。」

　　「好啊，那當然，我們會考慮這個問題的。」他回答，接著便給我佈置了一大堆新任務。

　　每天下班回家前，我總喜歡留下來同卡盧奇的另一位軍事助理、現在已是海軍少將的約翰·鮑德溫聊會兒天。3月的一天傍晚，鮑德溫說：「科林，你永遠沒法離開這裡了。」

　　「為什麼？」

　　「首先，卡盧奇不想放你走。他喜歡和你在一起。他不是軍人。他不懂得我們這些人為什麼不能離開軍隊太久。他只會使你在這裡越陷越深。」

　　「那第二個理由呢？」我問。

　　「你的真正上司是邁耶，他會更希望把你留在這裡。」

　　那天晚上，鮑德溫的這番話就像火警鈴聲一樣迴響在我的腦海。第二天清早，我再次去見卡盧奇，對他說：「弗蘭克，我一定得走。」

　　「好吧，好吧。我們下周再談。」

　　經過不停地向卡盧奇請求，到初春時我終於如願以償了。邁耶表示理解是我所沒想到的。他派我到科羅拉多州卡森堡去當第四機械化步兵師負責作戰和訓練的副師長。這個副師長職務是為擔任正師長做見習。讓我自己來挑，我也不見得能挑得比這種安排更好了。我開始對我的朋友們談論我的好運氣。使我感到驚訝的是，許多人並不像我這樣樂觀，而這些人的判斷向來是我所看重的。他們中包括迪克·勞倫斯少將和朱利葉斯·貝克頓。越南戰爭期間，勞倫斯是美軍美喀師的作戰與計劃處處長，我是他的副手；而朱利葉斯則是引導我上國家軍事學院的指路人。他們兩位都是裝甲兵出身。

　　「科林，」勞倫斯對我說，「我說什麼也不希望你到卡森堡去。」為什麼呢？我很想知道。勞倫斯說，他有「不良預感」，即不安的感應，而這都是由於第四機械化步兵師師長約翰·W·赫達切克少將的緣故。他說此人很不好相處。「根本不應當把一個師交給他。」朱利葉斯·貝克頓也給我打電話表示了同樣的保留意見。他們還警告我，我這位新上司的太太也很可能是個難纏的人物。我卻沒有因此而氣餒。我實在太想回部隊了。而且我向來同我的上司相處融洽，不論是像「紅臉」巴雷特那樣好相處的人，還是像「老虎」霍尼卡特那樣難對付的上司。

　　我已開始佩服起卡盧奇這個不同特點兼而有之的少有人物了。他追求自己的目標時鍥而不捨，與人打交道時卻又體貼而仁厚。他的無私精神一直給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弗蘭克·卡盧奇不需要人們對他歌功頌德。他為我舉行了一個歡送會，並在會上向我頒發了國防傑出服務獎章。我們像親密的朋友一樣分手了。

　　我在前往卡森堡之前最後與之告別的人是裡奇·阿米蒂奇和瑪麗貝爾·巴傑。裡奇要升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了。這位仁兄罵起人來像個水兵，講話總愛用簡單的陳述句。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我們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與他不僅僅是戰友或工作上的朋友，而且是可以彼此敞開心扉的朋友。至於瑪麗貝爾，雖說她來五角大樓之前可能分不清誰是將軍，誰是看大門的，但她卻顯示了一種天生知人善任的精明。這在處理政治任命事務的人來說，是一種極其寶貴的才幹。我們3個人有一些非正式的、可以深入到五角大樓各個角落的渠道，這種渠道是汲取流動在國防部正式報告制度的表層之下的各種信息的惟一途徑。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交換這種有益的情報。雖然我當時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但這一關係將會保持下來，成為對我今後的事業無比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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