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73)_科林·鮑威爾

七三

　　1980年11月，我在我的缺席選票上羅納德·裡根的名字旁打了個勾，寄回紐約。我認識一些軍官，他們在總統選舉中是從不投票的，為的是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讓自己對自己的總司令表示任何傾向性。對我來說，這樣做是太過分了。但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因而在投票時沒有一邊倒。我表示自己沒有黨派之見的辦法是在投票時打破黨派界限。

　　羅納德·裡根輕而易舉地當選了。在五角大樓裡我們正在等待著另一個人選的產生，即誰將是下一任國防部長？選舉結束後不久，裡根的一個過渡班子來到國防部。軍界中的一些老人告訴過我，這種過渡是可以預料的。獲勝的少壯派分散到各自被分配去的部門，急急忙忙對一些「大跛鴨」（指快要卸任的主要人物——譯者注）作些禮節性拜訪，然後就像躲避麻風病一樣對他們敬而遠之。他們畢竟是反對派。他們失敗了。他們能知道什麼？新來的人總是同那些對部裡工作有意見的人打得火熱。而這些人正等著要對他們講前一屆班子是多麼糟糕。由於這些有怨言的人同那些失敗者合不來，過渡班子就以為他們講得一定有道理。他們很少去想這些有牢騷的人為什麼混得不好。所有的抱怨話都被信以為真。這等於不僅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潑出去，而且連澡盆也潑了出去。

　　裡根的人對國防部的第一次衝擊是由國防部過渡小組組長威廉·范·克利夫發起的。克利夫和他那夥人在走廊裡轉來轉去，尋找各種不軌表現和大逆不道行為。他們還迫不及待要瞭解機密的軍事計劃。他們準備了幾大本有關過渡的材料，裡面記的全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糾正的缺點以及需要炒魷魚的人。這時，新的國防部長尚未任命，因此，克利夫先生和他手下的人是在一種極其孤立的狀態下工作的。

　　最後，這另一個人選終於宣佈了，而且這一消息在五角大樓上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在尼克松政府中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期間得到了「大刀卡普」綽號的卡斯珀·溫伯格將出任國防部長。我們彼此安慰著。至少大家公認溫伯格具有管理才能，他同裡根關係密切。他的大刀可能使國防部精簡一些人，但同時也會使它更有力、效率更高。

　　克利夫和他領導的過渡小組很得意地把他們準備的使五角大樓面貌一新、工作有所改進的藍圖交給這位即將上任的國防部長。溫伯格很快就顯示了他的管理風格。他問克利夫何時可以結束他的工作，范說得到當年6月。溫伯格對克利夫表示感謝後告訴他，「不再需要」他的服務了。使克利夫受到冷遇的正是他對即將卸任的班子所抱的那種心態。他不是溫伯格的人，他能知道什麼？

　　1981年1月初，溫伯格自己的先遣隊來了。其中的一個成員就是理查德·阿米蒂奇。他是海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不久前曾為羅伯特·多爾參議員工作。阿米蒂奇有三十五六歲，又高又大，頭髮稀疏，嗓門很大，長著一副鋼筋鐵骨，好像下個星期六就要到世界摔跤聯合會去參加比賽似的。他找了一些人談過渡問題，我是其中之一。我瞭解到，他在越南呆過6年，這使我們有了不少共同語言。他每天早上還練舉重，在這一點上我們可沒有太多的話可談。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為另一個新來的人幫忙。此人是溫伯格的政治官員處處長。聽這頭銜，你會以為是共和黨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前州主席，或者是該黨的一位需要一份工作的落選議員。然而，人們給我引見的卻是一位只有二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士瑪麗貝爾·巴傑，內華達州一位法官的女兒。同溫伯格一樣，她也在加州的比克特爾公司工作過。巴傑女士的政治良師是內華達州共和黨參議員保羅·拉克薩爾特。儘管她年紀很輕，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睿智、能幹，比她這個年紀的人更成熟。

　　這些新來的人，特別是阿米蒂奇和巴傑兩人，與前面那個過渡班子中的那些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不同的是，他們都很精明，知道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有可能燒得太狠。他們發現這個部裡所積累的基本知識是值得珍惜的。他們認識到，有些人確實對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不必馬上解雇。他們願意尋求資歷較深的人的幫助，而不是在自己那無知的天地裡東撞西碰。

　　由於溫伯格當過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也由於我作為白宮研究員在那裡工作過，在溫伯格就職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奉命帶他到他的新辦公室去看一看。他下榻的酒店大堂內擠滿了看起來很闊綽的共和黨人。他們的臉上洋溢著勝利的喜悅，急切地等待著就職慶典的到來。櫃檯服務員通報了我的姓名之後，我上樓到溫伯格的房間去。這位候任部長親自打開門迎接我。他的衣著端莊大方，舉止文質彬彬，不乏熱情。他以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熱誠歡迎我，並說他記得我在管理和預算局工作過，這使我受寵若驚，他還說他很高興我們將再度共事。我雖然很感榮幸，但心中卻嘀咕，這些話對於我要回陸軍部隊去的希望預示著什麼？

　　阿爾瑪也希望我回陸軍部隊去。她指出，我執行直截了當的軍事任務時要比現在輕鬆得多，自然得多，也快活得多。她這番評論倒是我以前沒意識到的。我在陸軍中與之共事的弟兄們都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記憶和共同的價值觀。而執行政治任務就遠沒有那樣稱心，緊張程度也大多了。這可以用修理汽車打比方。軍隊好比是折疊車棚，而政治就好比是變速箱，在折疊棚下修東西要比在雜亂無章的變速箱中幹活容易多了。雖說到國外去執行任務要長時間地離開家人，但是在國防部辦公廳工作也相差不多。每天早上孩子們沒醒我就走了，等回家時他們又已經上床睡覺了。

　　1981年1月20日，我像平常一樣很早來到辦公室。行政官員們的房間都已經空了。艾森豪威爾走廊內悄無聲息，顯得很不自然。政府的更迭在這些執掌權力的大廳內留下了真空。幾天前，在格雷厄姆·克萊特整理辦公桌時我同他交談過。他和民主黨任命的其他官員共同進行了一番艱苦的鬥爭，但還是失敗了。然而，我覺得，卡特的下臺並沒有使他們一敗塗地，至少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是這樣。我喜歡並崇敬格雷厄姆，以後會想念他的。他後來從事他喜愛的工作，當上了美國鐵路公司總裁。為提高美國的鐵路客運服務質量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克萊特離開五角大樓的那一天，舉行了一個小的頒獎儀式。儀式結束時，他握著我的手說：「科林，有朝一日你當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可不要感到意外。」我記得我當時想，這句恭維話倒是蠻不錯，只可惜不大可能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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