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72)_科林·鮑威爾

七二

　　1980年4月24日是個星期四。華盛頓天氣晴和，陽光明媚。我像平常一樣於早上7點鐘來到辦公室。克萊特已經來了，他顯得心事重重。那天早上，我感到艾森豪威爾走廊內有一股緊張氣氛，而且越來越濃。開會時，克萊特不一會兒便溜出去，走進布朗部長的辦公室。他不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只是說：「部長不希望讓軍事助理們參與這件事。」但並未說明「這件事」到底是什麼事。那天晚上，我驅車回家時也和所有上下班的人一樣被蒙在鼓裡。

　　第二天早上7點鐘，一群來得早的人圍在副部長辦公室內的一台電視機周圍，觀看面色蒼白的卡特總統解釋頭天發生的事情。總統說，曾嘗試解救被一些伊朗「學生」扣押、並被關在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達5個月之久的53名美國人質。這次行動沒有成功。「是我決定進行這次營救行動的，」卡特總統繼續說，「在出現了問題時也是我決定取消的。責任完全由我來承擔。」

　　過了一些時候，有關這次行動的細節才一點一滴地透露出來。這項代號為「沙漠一號」的軍事行動動用了8架海軍的RH—53直升機和6架C—130「大力士」式運輸機。飛機上載有一支從4個軍種抽調的突擊隊，其中主要是陸軍的傘兵。原計劃他們先飛往伊朗偏遠的大鹽漠——卡維爾鹽漠。然後這些直升機接著再飛往德黑蘭附近的另一個轉運區。在那裡，為美國工作的特工人員提供卡車，把乘直升機來的突擊隊員運送到美國大使館，以制服守衛在使館的伊朗人。事成後，直升機再從隱蔽地飛出來，落在大使館的院子裡，讓被解救出來的人質上去，把他們送到附近的一個先行攻佔了的機場，從那裡再轉乘C—130運輸機飛向自由世界。

　　計劃制定者估計，要順利完成解救人質的任務，至少需要這8架直升機中的6架。但是，在到達卡維爾鹽漠的匯合地點以前，就有兩架直升機因技術故障而拋錨，還有一架在到達之後液壓系統出了問題。收到這些消息後，卡特總統當即決定中止這次行動。起初「沙漠一號」行動的失敗被認為是個技術故障，並沒有成為人所共知的難堪事件，也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然而，不幸的事情隨後便發生了。當剩下來的一架直升機進入一個加油陣地以便加油返航時，它的旋翼撞到一架C—130飛機的機身上。兩架飛機同時起火。引起機上的彈藥爆炸，有8人當場被炸死，4人嚴重燒傷。

　　在此之前，關於「沙漠一號」行動我未聽到絲毫風聲。然而，我在越南、韓國和一〇一空降師中有過太多的有關直升機操作的經驗，所以當我聽到這次行動的計劃和實施情況時感到十分驚訝。直升機的性能不穩定是眾所周知的。要執行一項對人員和機械的要求很高的任務，要確保還能有6架可以飛的直升機來完成非常困難的第二階段任務，8架直升機是遠遠不夠的。「沙漠一號」行動還錯在依靠的是一支從4個軍種抽調人員組成的「解救」突擊隊。這個突擊隊的人員是專為執行這次任務而臨時湊在一起的。

　　在執行任務時，一個軍種的人開的是另一軍種的直升機。另外，指揮、通信、天氣預報以及安全系統的薄弱也是造成這次行動失敗的原因之一。這些闖入伊朗沙漠的軍人的勇敢精神毋庸置疑。但是光有勇敢精神還不夠。結果造成了這次失敗，一些軍人付出了他們的生命。「三角洲」部隊指揮官查爾斯·貝克威斯上校說得好：「若從一支部隊中抽出幾個人，使他們同另一支部隊的一些人組合到一起，並讓他們使用別人的武器裝備，那就別指望能組成一個高水平的戰鬥集體。」

　　後來，在我成為最高級別的制定作戰計劃的負責人之後，我牢記著貝克威斯的這番話。你必須計劃周詳，進行相互配合的訓練，使軍事行動與政治目標相一致，準備好你所需要的甚至遠遠多於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不能一廂情願地想問題。如果事先讓我來評價「沙漠一號」行動的成功機會，我認為只有百分之一。以這樣的成功機會去採取軍事行動，那只能算是匹夫之勇。這次失敗無疑是對卡特總統政績的致命一擊。

　　我還覺得，對這件事的處理在與公眾的交流方面也是一大失敗。為了發洩我的不滿，我寫了一篇題為《災難處理指南》的諷刺雜文，內容如下：公佈事實要慢，一定要比已經向公眾洩露的速度慢半拍；不到萬不得已，不要披露全部情況；強調順利的部分，婉轉提及出岔子的地方；如果有誰暗示你判斷不當或犯了錯誤，一定要表示憤慨；除了你自己講的事實，對其他事實一概予以否認；指責批評你的人是事後諸葛亮。最後，由最高層泛泛地承擔責任，把每一個犯有錯誤的下級都洗刷乾淨。

　　我們的文職領導人最終認識到未來杜絕類似「沙漠一號」行動的必要性甚至比軍事領導人還要早。幾年後，美國國會於1987年不顧國防部的反對，頒佈了一項法律，成立了由一名四星將軍領導的特種作戰司令部，專門負責「沙漠一號」行動所欠缺的那種計劃、協調和監督工作。在恢復巴拿馬民主的「正義事業」行動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我們會看到這一改革是多麼行之有效。

　　後來的8個月我繼續為格雷厄姆·克萊特工作。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的所有上司——凱斯特、鄧肯和克萊特——我全都喜歡和欽佩。因此，當1980年的選舉日臨近的時候，我的心情很複雜。在1976年的時候，我是支持卡特的，這一次卻不能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和美國人在伊朗被扣做人質的丟臉事件，使卡特政府的形象受到很大損害。「沙漠一號」行動在軍事上和心理上都是一個災難。應當承認，國內安全狀況還不算太壞。在哈羅德·布朗主持下，幾乎所有武器系統的研製工作都已開始，到海灣戰爭爆發時這些系統業已成熟。

　　這項開拓性工作的很重要一部分功勞應當記在布朗的一位下屬、國防研究和工程署署長威廉·佩裡的頭上。佩裡自己後來當上了國防部長。但是，總的來說，卡特主持下的白宮的搖擺性不能使軍界感到安心。放棄B—1轟炸機是明智的，但是其他一些削減力量的措施卻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以致陸軍參謀長邁耶將軍前往國會去抱怨陸軍已經成了「空架子」，從而使裡根那一派得到了一個有力的競選題目。卡特撤銷了裁軍計劃，開始加強國防力量，但是已經太晚了。蘇聯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這件事表明卡特政府期望會有一個東西方關係和諧、使我們可以放鬆防務的時代到來，是多麼的天真！

　　在我看來，軍士長羅伊·p·貝納維德斯所受到的待遇足以說明這一時期對軍人是多麼不重視。貝納維德斯由於在越南作戰勇敢而榮獲了陸軍二級最高獎賞——傑出服務十字勳章。1968年他在越南服役期間一人救了8位被困的特種部隊士兵的性命，其間他本人受傷9次。幾年之後，在審查了他的另一些勇敢作戰的證據之後，給貝納維德斯的獎賞又提高了一級，授予他榮譽勳章。按照慣例，這種最高軍事獎章是由總統親自頒發的，這樣做在當時也會提高部隊的自尊心。

　　但是卡特總統卻沒有來把獎章親自掛到貝納維德斯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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