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71)_科林·鮑威爾

七一

　　他說，他為我們感到驕傲，並且希望我們好好幹。但同時他也告誡我們要經受住軍銜的考驗。「你們中有些人的前程會就此停頓，」羅傑斯說，「因為你們覺得這顆星使你們可以高於軍規，從而自命不凡。有些人無法再升上去，因為他們擔負不了重任。有的人升官後可能跌跤，因為他們的太太開始盛氣淩人，就好像是她們自己得到了提升似的。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假設。我此刻所說的每一件事情都肯定會發生在這個屋子裡的某個人身上。」

　　說到這裡，他祝願我們事業成功，萬事如意。多少年過去了，這批新將軍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辜負羅傑斯將軍所表示的信任，但是我也看到他的預言在某些人身上應驗了。

　　查爾斯·鄧肯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打壁球。我們一道周遊世界。人們都知道，我倆有時還一起喝上兩杯。一天晚上，在我準備下班回家的時候，他要我留一會兒。卡特政府正處在風雲變幻的日子裡。不久前，卡特總統到戴維營去度假，發現國家的一些弊端，決心要使國民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這種革新的一部分就是要改組內閣，撤換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約瑟夫·卡利法諾和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等人。

　　我坐在鄧肯辦公室內的沙發上，等著聽他講他的意思。

　　「科林，」他開口道，「我要離開這裡了。總統要我掌管能源部。」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到遺憾。但是，說老實話，我也從中看到了一線光明。這是我逃離總部機關重返陸軍部隊的一個機會。查爾斯接著說：「我想讓你跟我去。」我以前也曾脫離過軌道，可這一次等於是讓我跨越懸崖啊！我剛要提出異議，他就舉起了手。這事就這麼定了。他已經征得了新任陸軍參謀長愛德華·邁耶將軍的同意。保留我的軍銜和軍籍，隨他去能源部。鄧肯答應我，一俟他在能源部打開局面，馬上就放我回部隊。我除了從命別無選擇。

　　參加能源部這個過渡班子的還有國防部總顧問迪安娜·西默。這個人很不簡單。我送給她這樣一句最高級的讚語：她與約翰·凱斯特不相上下。迪安娜的任務是重建整個能源部，我則負責組建它的管理機關。我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職責，就是在能源部內充當西默同鄧肯之間的減震器，因為我在國防部時在這方面幹得很出色。

　　這個過渡班子中還有一位名叫伯納德·魯布爾的精明而野心勃勃的律師。此人對我的人生觀具有永久性的影響。有一天，我們正在進行特別激烈的辯論。另一名律師因為自己的觀點被駁倒而氣乎乎地要退場。這時，魯布爾走到他身邊，對他說：「你忘了你在法學院學到的信條：決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觀點混為一談，以免一旦你的觀點站不住腳時，你的自我也隨之不復存在。」這些話使我銘記在心。

　　從我在長島的百事可樂工廠做裝瓶工那時起到現在，這是第一次從事純粹的文職工作。能源部是由以前的原子能委員會、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以及另外3個以前是獨立的部門拼湊而成的。這些機構就像是幾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被迫生活在一起，大家對這種狀況都不滿意。然而，國會卻喜歡這種安排。能源部的任務是通過支持全國各地的議員選區內的試驗性能源計劃——太陽能風車、太陽能鏡、煤氣、葉岩油等等來保護西方文明。尋求能源自立的目標就像一根金色的魔棒，把聯邦的經費送往全國各地。

　　我重建管理部門的工作包括決定誰去誰留。之所以讓我來承擔這項永遠讓人不愉快的任務是為了使鄧肯不必作惡人。謝天謝地，兩個半月之後，鄧肯已經牢牢地掌握了這個官僚機構的控制權。我既然已完成了自己這一份工作，於是就對鄧肯說，我迫切地想離開。鄧肯很大度地同意放我走。離開能源部很容易，但離開查爾斯·鄧肯卻令人難過。我倆很合得來，我們都主張努力地工作，盡情地玩，認真對待自己的事業，但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他授予我能源部長傑出服務獎章。當他把獎章別在我身上的時候，他和我的眼中都噙滿了熱淚。

　　在能源部的這段經歷使我第一次在一家全國性雜誌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79年9月3日那一期《新聞週刊》稱我是哈羅德·布朗手下的一個「奇才」，被派到能源部來進行能源領域的「思想品德整頓」。哇！

　　我要重返陸軍部隊的希望破滅了。前海軍部長小格雷厄姆·克萊特被調去接替鄧肯任國防部第二把手。克萊特要我當他的軍事助理，與克萊特現在的助理、出色的軍官——傑克·鮑德溫海軍中校一道工作。由於克萊特是五角大樓中海軍那一邊的人，而且已經有了一位從海軍來的助理，陸軍參謀長邁耶將軍認為把一個陸軍的人放到克萊特身邊從策略上說是有好處的。我的逃脫之路又被封死了。

　　格雷厄姆·克萊特那年67歲，有點老派紳士遺風，有時愛抬抬杠。他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當過文書，後來成了華盛頓的一位很棒的律師。不過，他最大的成功還是在當南方鐵路的經理時取得的。火車是他最愛的東西。他收藏有價值連城的玩具火車，其中有許多是19世紀的。他把它們展示在喬治敦的家中，從地面一直擺到天花板。我第一次見到克萊特還是在他當海軍部長、我為鄧肯工作的時候。「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預定要大修，修理用費相當貴。海軍已經對這個問題做了周密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做這件工作最省錢的地方是弗吉尼亞州諾福克海軍修船廠。作為海軍部長的克萊特同意了這個建議。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此人並不總是像他在公共場合那樣的謙謙君子）聽說了這個決定後，打電話給鄧肯，說在這件事情上顯然發生了誤解。他在1976年的總統競選中曾向費城人民保證，「薩拉托加」號一定會在他們的造船廠重建。所以請務必這樣辦。

　　很講究實際的鄧肯把我叫去，對我說：「我希望你到什麼地方躲一陣，回來時給我拿出一個在費城而不是在諾福克檢修這艘船的理由。」由於我根本沒有在海軍工作的經驗，更沒有造船方面的經驗，這對我來說，只能是一次搞創作的練習。我盡最大的努力去做，幾天後把一份3頁紙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論證報告交給了鄧肯，說明為何要在費城重建「薩拉托加」號。

　　後來我得知，格雷厄姆·克萊特怒衝衝地闖進鄧肯的辦公室，大發雷霆地把我的報告摔到鄧肯的桌子上說，他的海軍專家們對於在哪個造船廠重建「薩拉托加」號最合適已做了行家的判斷，而且他支持他們的結論。他是海軍部的部長，沒想到他的意見竟遭到否決。他說：「將來還得我到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去解釋，我已經建議到諾福克去修船之後為什麼又改變主意。」鄧肯好不容易使他平靜下來，然後說，咱們都是這個圈子裡的人，都懂得比賽的規矩，當局希望在費城修嘛。

　　克萊特氣乎乎地把我的報告抓了回去，回到他的辦公室，告訴他的海軍分析人員再提一個與他們的第一個結論截然相反的建議。國會中的弗吉尼亞代表團聽到消息後大罵政府。而且，正如克萊特所擔心的，他得到國會山去為海軍部的新立場辯護。令我驚訝的是，他把送「薩拉托加」號到費城去修理的理由講得那麼有說服力，你簡直想不出有比這更合適的地方了。決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觀點混為一談，以免你的觀點一旦站不住腳時，你的自我也隨之不復存在。克萊特是個老律師，他懂得這一點。「薩拉托加」號駛往費城造船廠那天，蒙代爾副總統就站在艦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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