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70)_科林·鮑威爾

七〇

　　「但是，上校，」他說，「這種事情我在一周之內就能把你教會。」他接著說，在F—14戰鬥機中，真正重要的是武器系統官，他操作的是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世界上最先進的航空技術和飛機的攻擊系統。然而，這種非常重要的但不那麼顯眼的工作卻交給軍士們去做。軍士相當於準尉，是些來自比較卑賤的階層、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要使這些人真正掌握他們要在天上幹的事情，得花上兩三代人的時間。在他們學會這些事情之前，你在這裡所看到的只是半個飛機在飛行。」就在F—14以無懈可擊的精確性在頭上盤旋的同時，我在想，這種表演是不是航空方面的一種粉飾太平呢？

　　那天晚上，我到酒店大堂去同鄧肯部長會合。我們原定要出席伊朗空軍司令在官邸為我們舉行的正式晚宴。這時，一位身穿漂亮軍服的陪同軍官來見我們，深表歉意地說，我們不能離開酒店。原教旨主義暴徒同警察之間發生了戰鬥，設拉子大街上不安全。

　　第二天，我們離開伊朗前往沙特阿拉伯。我望著停在停機坪上那些閃閃發亮的F—14飛機，心中想著那位美國教官對我講的話。我又想到頭天晚上的街頭騷亂，於是我開始疑惑：查爾斯·鄧肯和我所看到的究竟是伊朗的內情，還是僅僅是它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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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在達蘭的沙特阿拉伯戰鬥機基地聽指揮官給他的飛行員講課，這時門突然敞開了，一位身穿飛行服、圍著一條方格頭巾的沙特軍官大步走進來。他只是一名少校，但是他的出現卻引起了全屋所有掌權人物的注意。人們向鄧肯和我介紹他時稱他為「班達爾少校」。原來，這是我所見到的第一位沙特王室成員：國防兼航空大臣之子、法赫德國王的侄子——班達爾·本·蘇爾坦親王。此人最終當上了這個石油王國的駐美大使。

　　在這第一次會見的大約一年之後，班達爾到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係學院進修，就住在華盛頓。我們開始在五角大樓軍官體育俱樂部一起打短拍壁球。他與我一夥，對手是查爾斯·鄧肯和當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戴維·瓊斯將軍。我還記得班達爾親王在我們第一次打壁球之後走出俱樂部的情景。他肩上本來挎著一個健身用品包。只見他聳聳肩，輕輕地把包一甩，立刻就從旁邊閃出一個隨從，把它接了過去。親王把手向半空一伸，收回時卻握著一聽可口可樂。當時我想，當親王可真好。後來的幾年，我們常常一起工作，我們之間的社會等級鴻溝開始縮小，直至來自南布朗克斯的男孩同來自王宮的親王之間的親昵關係達到無法容忍和褻瀆神明的程度。

　　我1978年隨鄧肯出訪期間還在肯尼亞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這個大陸儘管看起來頗具異國情調，但卻不像我原先以為的那樣具有魅力。我的黑人血統的根是在西非，我蒙發思祖之幽情是後來的事。

　　此次出訪不到3個月之後，1979年1月16日，伊朗國王被趕出了他的國家。我從《華盛頓郵報》上看到了那些作過我們的東道主、而今被處決的將軍們的赤裸的屍體被放在陳屍所的停屍桌上。「軍士」階級轉而站到國王敵人的一邊去了，王室衛隊沒有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戰鬥打響的頭一天，他們就像水晶酒杯一樣破裂了。我原來就對那些精銳部隊和用來檢閱的騎兵有懷疑，此時我的懷疑更深了。我告誡自己：一定要透過表面看實質，不要因為你可能不喜歡你所看到的東西而不這樣做。在伊朗，我們放在一個人身上而不是放在這個國家身上的全部投資到頭來都化為烏有了。國王一倒臺，我們對伊朗的政策也隨他一起垮了。我們在那裡花費的許多億美元只起了使局勢惡化的作用，促成了一個原教旨主義政權的崛起。這個政權直至今天依然頑固地與我們作對。

　　鄧肯和我出訪歸來後，沒人再提起我的職務變動問題。後來，1978年12月的一天，查爾斯從我的小辦公室旁走過時，對我眨眨眼、揮揮手，然後就鑽進凱斯特的辦公室了。一分鐘後，凱斯特用蜂鳴器通知我進去。進到裡面，我看到他倆都在咧著嘴笑。「恭喜你，」凱斯特說，「你被提升為準將了。」不等我回過味來，鄧肯又說：「我想讓你去當我的軍事助理。」

　　由中校升為上校是升級；而由上校升為準將則是躍進。這次升遷使我興奮得不能自己。我當時的表現就像聖誕日早上的孩子。我們把媽媽接到華盛頓來慶賀我的榮升。許多姑父姨父、姨媽姑媽、堂兄表妹也都到伯克中心來了。我們的家頓時變得熱鬧非常。媽媽像新娘似的局促不安，老是纏著阿爾瑪，要她幫她整理頭髮、熨衣服，看看她的服飾是否恰當，直至你認為她將會豔壓群芳才作罷。

　　我和布朗部長的軍事助理卡爾·史密斯上校的正式晉升儀式是1979年6月1日在國防部那很氣派的餐廳內舉行的。我走進一個房間，那裡全都是家裡人和我以前擔任其他職務時的朋友，其中包括在後備軍官訓練團時的朋友。現在是我上司的查爾斯·鄧肯很高興地為我主持了儀式。一個明顯的缺席者是爸爸。不過我依然覺得他在天上的某個地方昂首闊步於其他亡靈之間，對他們說：「本應如此，你們以為會怎樣？」

　　布朗部長在國防部內的禮賓官、空軍中校斯圖爾特·珀維恩斯把一段鑲在鏡框裡的亞伯拉罕·林肯語錄送給了我。那段話的背景好像是這樣：有一天，陸軍部的電報員告知總統，聯邦部隊俘獲了一群戰馬和聯邦軍的一名準將。使電報員大為驚異的是，林肯更感興趣的是那些戰馬。總統所作的解釋想必就是：「我5分鐘之內就可以再任命一位準將。但是要再找到這110匹戰馬可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那是珀維恩斯為我選來鑲在鏡框中的語錄。鏡框背面用帶子捆著一個信封，上面寫著：「10年後再打開。」我遵從了他的意願。1989年我打開這個信封時，裡面的便條上寫著這樣一句話：「你將成為陸軍參謀長。」我暗暗地笑了。這時，我已經當上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從那以後，不論我的辦公室遷到哪裡。鑲在鏡框裡的這段林肯語錄都跟著我。它是治療自我膨脹的一劑良藥。

　　正式儀式結束後，我們舉行了一個主要是鮑威爾家族的人參加的宴會，來賓達150多人。媽媽覺得太鋪張了。以前遇有家庭慶典，總是由她和一些親戚準備飯菜。不過她很快就適應了這種奢華。此次升遷使42歲的我成了陸軍中最年輕的將軍。我的孩子們笑逐顏開，我的親戚們笑逐顏開，我自己笑逐顏開。我希望阿爾瑪也能笑逐顏開。她若能這樣，那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因為我總是開玩笑地說她在我的大大小小的勝利面前抑制自己的熱情。當我告訴她我在利文沃思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時，她說：「這很好，不過我總是希望你成為第一名。」有一位並不敬畏你的妻子，可以幫助你不致忘乎所以。不過，那天晚上在伯克中心，阿爾瑪確實也笑逐顏開了。

　　新將軍的一個必須通過的儀式就是進「上崗學習班」，即參加一系列的接見活動。第一項便是陸軍參謀長——當時是羅傑斯將軍——的接見。我們52個人集中在五角大樓的會議室內聽他講話。他的話我終生難忘。羅傑斯在對我們表示祝賀之後，把每件事情都鞭辟入裡地分析了一番。他說：「我想告訴你們，在晉升將軍這一級競爭是很激烈的。假若你們所有人明天坐上一架飛機，然後就在大西洋上空消失了。我們用來接替你們的52名上校將會與你們同樣優秀。我們將看不出有什麼差別。不僅如此，你們中的許多人都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這是你們的最後一次晉升。所以，你們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至於今後怎樣，那就聽天由命了。」你們中可能有一半人升任少將，至多有10個人晉升中將，也許會有4個人當上四星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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