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69)_科林·鮑威爾

六九

　　1977年聖誕節快到了，我給姐姐瑪麗琳打了個電話。她和她的丈夫諾姆終於厭倦了紐約州北部的冰天雪地，從布法羅回到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去了，我勸他們到東部來過節。過去的一年中，我看到了父親身上發生的變化。這位以前像個莊園主似的精心伺弄他那一小塊土地的老人，如今更喜歡整天坐在屋裡。這位以前可以同鳥兒們對話，把它們從樹林裡引出來的老人，現在卻一連幾個小時沉默不語。我覺得今年讓全家人在埃爾邁拉大道團聚一番是個好主意。這個聖誕節過得很愉快，但是大家的話語卻不多。有一點是很明顯的：爸爸已由馬戲團的領班變成觀眾了。

　　兩個月後，即1978年初，我回家陪母親去看爸爸的醫生。醫生開門見山地說，爸爸患了肝癌，已經到了晚期，很可能活不到一年了。母親接受不了這個噩耗。當只有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她哭得很傷心，勸都勸不住。這麼久以來，她和父親一直互相抑制著對彼此的感情，以至於看到這種深情的流露，使我頗感驚訝。由於爸爸的健康每況愈下，現在幾乎每個週末我都要往返於華盛頓國家機場與紐約拉瓜迪亞機場之間。

　　4月22日是個星期六，我到埃爾邁拉大道去看望爸爸。這時他已經臥床不起，住在我原先的房間裡。醫院對他已經無能為力，所以醫生們就讓他回家了。他睡的那張床，對我來說是很有紀念意義的。那是我在西克塞爾公司工作期間用雇員優惠券買下的。它是我對我們家的家具所做的第一個重大貢獻。梳粧檯上放著爸爸永遠不離身的兩張照片。一張是瑪麗琳中學畢業時拍的，一張是我在蓋爾恩豪森當少尉時拍的。

　　當時媽媽和貝爾小姐（她仍然在我家寄宿）正在給爸爸換床單。他已經大小便失禁了。我非常難過。這位自尊心很強的人此刻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由兩個女人給他換衣服，而他的兒子則站在門口望著這一切。在她們把他那赤裸的身體翻過來的時候，我母親說：「你要看看他嗎？我們結婚這麼多年，從未像現在這樣把他的周身看個仔細。」我笑起來，媽媽也笑了，貝爾小姐忍不住也笑起來。這時，我看到爸爸的嘴唇也掠過一絲笑意。這一刻正體現了那種壓抑不住的牙買加家庭精神：不論面對歡樂還是憂傷，無時無處不表現出幽默。

　　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潸然淚下。

　　她們把爸爸收拾乾淨，又拍了拍他的枕頭，使它鼓起一些，最後又在屋內噴灑了空氣清新劑。做完這些之後，兩個女人便離開了，讓我和爸爸單獨呆在一起。我同他講話，但是我講完之後接下來卻是讓人難受的沉默。我只好不停地講下去。最後，爸爸掙扎著要把目光集中起來。他想說點什麼，我俯下身來。「科林，」他一面用手指指自己的頭，一面有氣無力地耳語說，「我這裡已經空空的了。」這是我聽他講的最後一句話。到第二個星期六，他便去世了。這個對我的生活歷程起了重要決定作用的人就此永遠離開了我。

　　媽媽雖然因失去親人而悲傷，但她節儉了一輩子，多年養成的務實性格並沒有因爸爸去世而改變。我們處理了爸爸的全部家當，只留下他那輛1964年出廠的雪佛蘭汽車。我問媽媽可不可以把它給我。媽說當然可以。於是便把那輛車給了我，我付給她400美元。

　　凱斯特為兩位上司——國防部長布朗和布朗的第一副手、五角大樓的第二號人物查爾斯·鄧肯效力。鄧肯雖然是民主黨人，但卻與共和黨人關係很好。他的商業經歷頂峰是可口可樂公司總裁。他很富有，而且集精明與魅力於一身。他負責國防部的日常工作，和三軍部長打交道。他尤其擅長同軍火承包商打交道和做國會議員們的工作。

　　鄧肯的軍事助理喬·帕拉斯特拉少將也像我一樣，是德普伊的門徒，步兵出身。「我討厭這份工作。」帕拉斯特拉不止一次這樣對我說。喬喜歡為鄧肯工作，但是對五角大樓的工作件件都感到厭煩。除非讓他回部隊去帶兵，否則他永遠不會開心。喬新近被提升為少將，而且很有希望被任命為師長。然而，鄧肯不讓他走，除非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來接替他。擔任軍事助理這個職務至少得是個準將軍銜。帕拉斯特拉估計我很快就會被列入提升的名單，這個可能性使他產生了希望。我所知道的另一件事是，喬想打探我是否願意擺脫繁瑣的日常工作。鄧肯副部長要在10月間出訪伊船、沙特阿拉伯、肯尼亞和埃及。喬說我可以隨他一起去，還說此事已經同凱斯特和鄧肯打過招呼了。這時我才明白，他這是在為我安排一次「試用」。武士帕拉斯特拉變成了「媒婆」帕拉斯特拉。

　　那時，伊朗是美國在中東的支柱，它位於新月形產油帶的中心。蘇聯一直渴望在波斯灣獲得一個不凍港，而伊朗正是它實現這個心願的一大障礙。當時在伊朗當權的是美國堅定的盟友——稀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我們認為此人深受國民愛戴，並正領導著他們步入現代社會。為了支持他的統治，美國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現代化武器。鄧肯之行表面上的目的是考察伊朗武裝部隊使用這些武器的情況。不過，近來有些傳聞說，流亡法國的狂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阿亞圖拉·霍梅尼在號召人們起來推翻國王。鄧肯去伊朗也是為了瞭解一下我們的盟友是否挺得住。

　　我們於1978年10月23日飛赴德黑蘭。美國駐伊朗軍事使團團長菲利普·加斯特少將前去迎接我們。我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伊朗的將軍們，他們佩戴著勳章，充滿自豪，儀錶不俗，而且個個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在軍官俱樂部吃過一頓豐盛的羊肉宴後，我們登上檢閱台檢閱伊朗精銳部隊——王室衛隊。這些軍人身穿剪裁合體的軍服，頭戴貝雷帽，足登擦得光亮的系帶長統靴。他們接受檢閱時高呼口號，表現出尚武的豪氣。站在我旁邊的那位伊朗軍官解釋說：「他們是絕對效忠國王的。王室衛隊將為保護國王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我們參觀了具有異國風情的古代城市伊斯法罕，看到了世紀在這裡交融：我們向伊朗空軍提供的世界最現代化的戰鬥機——F—14戰鬥機編成隊形從美輪美奐的路特福拉清真寺上空掠過。在當地官員為我們舉行的另一次宴會進行過程中，我聽到從街上傳來熟悉的噠噠噠的聲音，聽起來很像機關槍射擊的聲音，但東道主卻置若罔聞。

　　接下來我們參觀了設拉子機場，那是F—14戰鬥機的基地，其設施之先進可與美國的任何機場相媲美。我把一位在那裡訓練伊朗人的年輕的美國空軍上尉叫到一邊，問他這支空軍是不是真的很棒。起初他不大敢說，後來便滔滔不絕地講起來了。他說：「在F—14飛機上只有兩個人，而他們還來自兩個社會階層。」他解釋說，駕駛員都出身伊朗上層社會，他們能駕機起飛，做低空高速飛行，還能把飛機開回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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