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67)_科林·鮑威爾

六七

　　這時，阿倫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連串問題似乎在說：這個腳登戰鬥靴的人到這裡究竟幹什麼來了？他不是說他不想接受這個工作嗎？索性別在他身上浪費時間了。可是，我的推辭進一步激起布熱津斯基的熱情。有人對白宮權力發出的誘人的召喚竟然無動於衷，對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後他說：「我們暫時談到這兒。等到你的任職期臨近期滿時，咱們再談。到那時給你的也許不是今天談的這個工作，但是我們會要你來的。」

　　我剛要起身離開，布熱津斯基又補充說：「趁你在這兒，我想讓你見見我們組成的這個強幹的班子。」剩下的下午這段時間我沿著三樓走廊從一個辦公室走到另一個辦公室，聽到的大都是些幼稚得驚人的武器控制建議。這些建議後來提交給蘇聯時個個都失敗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回到坎貝爾堡，威克姆將軍急切地想知道此行的情況。

　　「科林，你沒有接受這個工作，」他說，「他們或者別的什麼人還要再來找你的。你的陸軍生涯將會是不尋常的。有些軍官沒有你這麼好的運氣。」

　　我很快便把華盛頓的事置於腦後，繼續領導部隊進行訓練、演習、拳擊比賽，體驗著部隊指揮官的樂趣。我接下這個旅的時候，一個營是一流水平，兩個營正在爭一流。我的目標是，在我離任時要讓3個營都達到一流水平。

　　「你記著找醫生看看那個，長官。」『寶寶」塔克說。我的副手對我的事總是大驚小怪，我又不需要有誰像父母親那樣管我。塔克所關注的「那個」，是有一天早晨我脖子左側長出來的一個瘤。它不疼不癢，但也不消下去，反而越長越大。我來到營區醫院，一位醫師說：「我們還說不清這是什麼，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釋說他要做活組檢，然後將其切除。如果活檢結果呈陽性：他說：「我們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術臺上清醒過來時就不能再說話了。」

　　我當時40歲，是3個孩子的父親，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都處在最佳時期。我擔心極了。幾天之後，他們把我送進手術室。阿爾瑪一直守護著，塔克也在場。記得他盯著醫生好像在說：「你要治壞了我們上校的病，我就折斷你的胳膊。」

　　腫瘤不是惡性。活檢之後，醫生縫合了刀口。當刀口裡裡外外都癒合之後，只在脖子上留下了一個小坑一樣的疤痕，看上去像槍傷。既然我是一個參過戰的老兵，人們就認為那是戰傷。假如人家問起來，我就把這並無英雄壯舉的實情告訴他們。那時候我吸煙，但是這件事以後，我越來越感到不安。而現在，我已不吸煙了。

　　我在第二旅的任職期接近尾聲時，布熱津斯基博士信守諾言，又請我到華盛頓去。我感到驚奇的是，威克姆的預言應驗了。

　　◎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國防部

　　雖然我在裡根——布什時代擔任公職期間抛頭露面最多，但實際上我是在卡特執政期間在國防部長辦公廳工作的那兩年半時間內初諳國家安全事務的。1977年5月，我再次去華盛頓，到國家安全委員會見布熱津斯基。他告訴我，原本想讓我負責國防計劃工作，但這一空缺已經由維克托·厄特高夫填補了。維克托現在需要一位助手。當初連該單位的一把手我都不願幹，現在反而要我當二把手，我覺得這個建議很難接受。不過，拒絕白宮的提議，對於一名一直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人來說，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一回，我告訴布熱津斯基，我需要考慮考慮。

　　我在華盛頓期間還接到另一個電話，是五角大樓打來的，要我去見一個名叫約翰·凱斯特的人。此人的頭銜長得要命，叫做「國防部長和第一副部長特別助理」。我在國防部內還是有些熟人的，我通過他們打探了一番凱斯特先生的情況。我瞭解到，此人曾是一位雄心勃勃、很有衝勁的年輕律師。與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關係密切。我還瞭解到，凱斯特因其偏執孤傲的作風在五角大樓上上下下結怨頗多。

　　凱斯特寬敞的辦公室在大樓的E翼，即艾森豪威爾走廊內，緊挨著部長辦公室。他確實很年輕，僅有38歲，比我小兩歲，這在未來的上司和下屬之間並不是一種理想的年齡差別。凱斯特還很傲慢。他明確宣稱他和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查爾斯·鄧肯就是為布朗部長掌管這一攤的。凱斯特不隱諱他作為一個決心取得對這個龐大機構的控制權、嚴密監視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事實上的參謀長的地位。凱斯特成立了一個4人軍官小組協助他工作。他想讓我作為他的副手來管理這個班子。

　　在這第一次會面時，開始一直是凱斯特一個人在講話。最後終於輪到我了，便問道：「你怎麼會想到找我呢？」

　　「我對你做過調查，」凱斯特回答說，「我在調查中聽人說了你不少好話。」他得到了一份提名名單，其中對包括我在內的6名陸軍軍官的情況做了簡要介紹。原來曾考慮讓我擔任國防部長的軍事助理工作，但後來卻把這個職位給了空軍上校卡爾·史密斯。此人後來在一些關鍵時刻曾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過。凱斯特就用這個名冊來物色他自己的軍事助理。他對我曾任白宮研究員、參加過越南戰爭並擔任過戰地指揮官的經歷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

　　「我也調查過你，而且我聽到的並不全是好話。」我笑著說。看來他對我的坦率很感興趣。這是個好兆頭，他要找的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人。我們結束了這次談話之後，我便返回坎貝爾堡。

　　現在有兩個可供選擇的高級職位擺在我面前，但是我都不想幹。偏離正軌的雜事我已經幹得夠多了，這次希望華盛頓能把我忘掉。我的希望仍然是從旅長升至一〇一空降師的參謀長。回來後，曾在國防部長辦公室工作過的威克姆將軍很想聽聽來自E翼的最新小道消息。我講完後，他明確表示我不會成為他的參謀長。在他手下的幾位旅長中，我的資歷較淺，又沒當過飛行員——這是擔任參謀長的一個重要條件。

　　「除此之外，」威克姆說，「我瞭解這個制度，陸軍也決不會放棄把他們的人安插在那種重要崗位上的機會。」然而，在我應選擇哪個崗位的問題上，他不想對我施加影響。

　　為了就我的去向問題徵求意見，我給另外一位信得過的朋友打了電話。他就是卡爾·沃諾，也是德普伊的門生，不久前被提升為準將，現在在陸軍參謀長伯納德·羅傑斯將軍麾下工作。「卡爾，」我說，「我傾向於接受國防部的那份工作。我不想再度離開陸軍，但是參謀長認為我到哪裡最合適，我就到哪裡去。」卡爾徵求了羅傑斯的意見後，答覆我說：「我們希望你到凱斯特那裡去工作。」凱斯特與羅傑斯在一些涉及地盤的問題上有過交鋒，羅傑斯也許覺得讓一個陸軍的人到凱斯特手下工作會有某種好處。向布熱津斯基表示了歉意之後，我便到凱斯特那裡工作去了。

　　我的家人也從坎貝爾堡遷回華盛頓地區。我們簽了在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郊區的伯克中心建造一座房子的合同。此舉把我們賣掉在戴爾鎮的房子那筆買賣中賺的錢花得一乾二淨。我們的新家離首都比較近。在華盛頓房地產業中，「靠得近」是一個有魔力的字眼。那時，距城裡每近1英里，房子的價錢就要貴上1萬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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