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62)_科林·鮑威爾

六二

　　「謝謝，長官。」假如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陸軍裡的「老虎」霍尼卡特這樣的人，也許會感到不安，然而陸軍部隊裡這種類型的人比比皆是。他們既是辣人的辣椒，又是調味兒的佐料。威克姆將軍的參謀長「野火雞」克羅澤上校也是個值得回憶的人物。他的雅號是取自他所喜歡的一種酒的名稱和他那灼人的熱情。五角大樓派他到坎貝爾來被認為是讓他退休前平緩的過渡。可是，他卻被任命擔任參謀長這一要職，因而他的盛名更加發揚光大了。

　　在坎貝爾，威克姆遠見卓識，霍尼卡特和克羅澤善於用鞭子讓下屬服從。幸運的是，我們有兩名軍官扮演牧師的角色，他們是負責保障的副師長查克·巴格納爾準將和負責營區管理的資深軍官阿瑟·羅姆巴迪上校。當強制執行命令者發號施令大發雷霆時，巴格納爾和羅姆巴迪則和風細雨地曉之以理。只有卓識遠見、沒有實際行動不行。強制命令雖然會使卓識遠見得以實現，但卻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好的牧師會修補裂痕使之形成合力。幸運的是，在坎貝爾堡，扮演這三種角色的人一個不缺。

　　第一〇一空降師擔負著一項獨特的任務——實施直升機機降突擊。威克姆將軍是這一戰術的倡導者。我們師是世界上惟一一支輕步兵營和直升機營協同作戰的部隊。直升機營可以將步兵營投送到戰場各處。我們是空中機載部隊，但不是傘兵，當然也絕對不是重裝甲兵部隊。因此，我們會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惡評。傘兵把不能跳傘的機降兵稱作「帶腿兒」的部隊，這肯定不是恭維話。重裝甲兵則說，在戰場上搭載像直升機這樣弱不經風的玩意兒，用不了5分鐘就得完蛋。威克姆相信，我們的使命將證明這兩方面的看法都是錯誤的。

　　「回師德國」是1976年秋即將舉行的演習代號。通過這個一年一度的演習，美國想向北約盟友們展示，我們能夠迅速增援歐洲大陸。這一年，一〇一師將要參加「回師德國」演習，我也希望以上校旅長的身份再到18年前當小少尉時的地方故地重遊。

　　一〇一師的3個旅有兩個旅要去參加「回師德國」演習，一個旅留守執行國內勤務。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我們第二旅被指定留在國內。我苦思冥想了半天，然後決定，我們不打算在那兩個旅回來時盡聽他們講戰鬥故事，我們也要給他們來點小小的意外。

　　空中突擊學校對於我們直升機部隊來說，就像跳傘學校和傘兵的關係一樣。我決定首先從我做起，盡可能讓更多的士兵通過空中突擊學校課程。當時，我們旅級指揮官當中還沒有一個通過體能測驗被空中突擊學校錄取的。我到負責測驗的軍士那裡報了名，然後完成了俯臥撐、下蹲、引體向上和通過障礙。結果只有最後一項因差0．1秒未達標。一周之後，再次測驗時順利地通過了。在100多名士兵中，我是惟一的高級軍官，從直升機中騰躍而出，並且要完成12英里強行軍，對於39歲的我來說，感覺就像一位老人躍躍欲試地想參加大學足球賽。

　　我獲得了空中突擊隊員證章之後，就把營長、連長和機關參謀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你們當中有些人還未達到空中突擊隊員的標準。」我指了指我胸前的證章，接著說：「10月30日那天，我們集體合影拍照時，誰如果沒有這枚證章，他就不再是我們旅的人了。」

　　我找到旅裡的3名牧師，告訴他們也應報名參加空中突擊隊員課程訓練。為了讓他們更心安理得地訓練，我命令除週末時間外，鎖閉教堂。我提議說，牧師應和部隊在一起，部隊不能總去教堂。浸禮會教派牧師表示異議。他對我說，他從軍不是要扮演突擊隊員。我說如果他想安撫我的士兵，他就必須和其餘軍官一道完成空中突擊隊員訓練課程。他勉強同意了，但第一周訓練腿就骨折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問他什麼時候才能拆除石膏。「問這幹嗎？」他問。「你好完成課目呀。」我回答說。後來他想法調到別的旅去了。

　　6周以後，我們師的其它單位圓滿完成演習任務從德國返回。威克姆將軍表示對我們在他外出期間所取得的成績印象深刻，特別是全旅軍官百分之百取得空中突擊隊員資格。因為他不願讓我們旅感覺像是灰姑娘，便讓克羅澤督促我為下屬的突出成績申報獎勵。我上報了幾個人。我畢竟是屬神槍手埃默森派的，不大主張給軍官獎勵。通貨膨脹引起貨幣貶值，獎勵氾濫會引起獎章貶值。我自己得到的獎勵就是我所學到的經驗。如果你真的關心部下，那麼你就應培養他們，使之成為有用的人才。

　　我的家人來到坎貝爾度1976年的感恩節。母親倒是樂於關心他的孫子們，也樂於在廚房幫助阿爾瑪，但是父親來到坎貝爾堡是要見識一下這裡，也想讓這裡的人見識一下他。我讓他穿上黑大衣，戴上他那從不離身的淺頂軟呢男帽，讓司機開上吉普車，拉著我們在整個營區兜了一圈。因為父親一生未聽到過槍聲，我便帶他到M—16步槍射擊場，好讓他看看他兒子是以什麼謀生的。我們還在軍官俱樂部喝酒，和威克姆將軍一道觀看師的拳擊比賽。父親坐在第一排，好像從來就有坐第一排的福分似的，他和威克姆聊天的樣子好像和將軍們生來相熟一般。

　　我想讓父母親再體會一下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我們旅仍然沿用著舊式的連隊食堂。我們鮑威爾一家就到連隊食堂去吃感恩節晚餐。我們在指揮官餐桌入座後，炊事員就端上了配有各種佐料的火雞。進餐過程中，我突然發現父親已離開餐桌。我轉身看到他正在廚房裡和炊事員交談，然後握手，誇獎他們做了美味豐盛的飯菜。而後，他像佈雷德利在諾曼底登陸前看望部隊一樣，在食堂裡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與人寒暄。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父親全然鎮定自若，他從不因級別、地位和禮儀規格而感到膽怯。父親無論在哪兒都隨遇而安，如魚得水，左右逢源。和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個夜晚，他在廚房湊近阿爾瑪悄聲說：「鮑威爾會當將軍的。」阿爾瑪問他怎麼知道。他說他不是一直在和威克姆將軍談話嘛！

　　第二天，我開車送家人去納什維爾機場。走進候機大樓時，父親這一次沒再為我替他提行李而大驚小怪。他的步伐節奏慢了，表情稍帶倦意，他老了，這使我感到不安。

　　可敬的威克姆將軍有幾件熱衷的事，其中之一便是恒溫器。在那能源危機、石油價格飛漲的年代，將軍規定了一條不容違反的紀律：營區所有營房內的恒溫器必須定在68華氏度上。如果居住的是現代化的密封良好、採暖均勻的建築，這個溫度是相當宜人的。但是，第二旅的官兵還住在二戰時期建造的無密封條件的兩層營房裡，每幢樓只在一層的一角設置著一台燃油鍋爐。床位靠近鍋爐的，自然可以享受到所保證的68華氏度，離鍋爐越遠，恒溫器上設定的溫度和實際溫度的差距就越大。而肯塔基的冬季是寒冷的。

　　每天晚上，師值班軍官都要現場抽查，如果誰變動了恒溫器的設定度數，旅長必須親自向威克姆將軍做出解釋，為什麼他連這樣簡單的命令都執行不好。每當我站在第一〇一空降師師長面前解釋為什麼我部下的營房裡有一個恒溫器被發現設定在炎熱的73華氏度時，便感到從未有過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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