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51)_科林·鮑威爾

五一

　　我問喬，他反對白宮研究員哪一點。我是其中一員，我和他相處得不是很好嘛。喬解釋說，民主政府在大白天並不總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民主就是討價還價。人要從理想走向可能，就得去交換、改變、交易、退讓、屈從、妥協。對於不瞭解內情者而言，這種過程可能是亂七八糟、令人失望，甚至是令人震驚的。妥協可能會使參與者看上去像是在耍手腕，不講原則，陽一套陰一套。我目睹這些當然沒事，喬接著說，因為我年齡已長，有經驗，「但是讓那些天真爛漫的青年人在西翼和內閣成員的辦公室走來串去，他們發現事情實際上是如何辦的之後，會大生反感的。」

　　「問題的另一面是，」喬說，「他們中有些人在不能把握之前已嘗到了權力的滋味。對此他們心醉神迷。在陶醉之中，他們往往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過於縱權最終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們會惹上麻煩的。」「好了，性交本身沒錯，」喬接著說，「但是，讓小孩觀看卻有點不道德，得等他們懂事以後才行。」

　　萊廷的觀點與我國開國元勳們的思想與智慧相去不遠。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裴遜這些人物認為，我們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人。因此，他們發明了一種三權分立、相互牽制與平衡的政府，目的是為了控制人性中不夠完善之處。萊廷明白這一點，但不敢肯定年輕的白宮研究員是否領悟到了。

　　1973年夏天，我來到中國的一個村莊，一個幾乎沒有什麼美國人到過的世界，聽當地一位精瘦乾癟的領導介紹情況。這是我們那年白宮研究員實地考察旅行的最後一站。7月23日，我們到達廣州。川流不息的自行車流在潔淨無垢的街道上悄然滑過我們身旁。偌大如斯的一座城市卻依然這麼清潔，這麼靜謐，簡直讓我吃驚。中國人還帶我們去了其它大城市及旅遊者通常駐足之處——北京的故宮和長城。在一所簡陋的鄉村醫院裡，我們觀看了一名婦女在針刺麻醉狀態下做了20分鐘甲狀腺手術。手術一結束，她站起身來，喝了一杯檸檬汁，然後走著出去了。在瀋陽，我們參觀了一家機械廠。那個年代中國人的衣服都帶棉襯裡，外面引著線，沒形沒狀，也不分男女，因此在廠裡很難分出男人與女人。我們聽說，工人們一周工作6天，偶爾有假日，但沒有休假，每月工資相當於52美元，除最高級管理人員之外，包括領班和管理人員在內所有人都是這樣。儘管條件惡劣得會讓美國工人組織罷工，可他們似乎心滿意足。

　　我們的導遊中有一位54歲的教授，曾在美國上過學。他對我們說，在他的早期職業生涯中，他工作只是為了升官發財，給學生灌輸的也都是書本知識，使學生只知道去搞個人奮鬥。他和學生對實際知識和社會道德都知之甚少。後來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這位教授被下放到農村。在那裡，他說他首次進行了「誠實的勞動」。「在此之前，我一無所知，甚至連種棉花都不會。我這個曾經教過不少高材生的人，還得重新接受農民的再教育。」他說話時臉上浮起莊嚴的微笑。我聽到年紀較輕的白宮研究員大發感慨。我自己因為在百事可樂裝瓶廠參加過體力勞動，因而對此反應平靜。

　　中國給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沒有多疑症。尤其是在訪問過莫斯科後，這種感覺更為強烈。我們的中國導遊似乎不像其蘇聯同志那麼恐懼。他們沒有不斷地搜查我們的行李，沒有限制我們的行動，或者阻止我們拍攝照片。然而，有兩件事十分突出地貫串在我們的中國經歷之中。你可以問北京、廣東、瀋陽或者是任何一個村莊裡的普通人：「你過得怎麼樣？」回答照例是一成不變的微笑和「很好！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有了縫紉機、收音機、自行車。」在如此巨大的國家，思想控制得這麼徹底，真讓人惶然。第二條鐵的定律是，中國官員承認有缺點，但決不承認有錯誤。

　　一次，我們在中國與蘇聯之間的黑龍江沿岸參觀時，我問導遊能否參觀一下軍事基地。他寬厚地笑著對我說不可能，原因是愛好和平的中國在多事的邊界不設基地。在參觀一所寺廟過程中，我們突然聽到一陣震耳欲聾的轟鳴聲，轉身看到兩架米格—19飛機正飛上天空，顯然是從附近機場起飛的。「那是什麼？」我問我們的導遊。他繼續平和而安詳地凝視著前方。「什麼是什麼？」他回答。討論到此為止。

　　在村裡，滿臉皺紋的老村長給我們講了話。他解釋了他和他的人民是如何實際上只用雙手就鑿穿了山石而找到了沃土的。然後他們又把碎石運上山修梯田，以保持土壤不流失。就在他們剛完工時，天連降大雨，沖走了他們完成的一切。但是，在毛澤東思想和他的小紅書武裝下，他們又從頭開始幹了起來，直到建成了這片富饒的家園。隊長邀請我們一塊吃頓飯，嘗嘗梯田裡的收穫。飯菜——我盡可能判斷得準確些——是帶點肉鹵的小米飯，外加一種叫不出名的蔬菜。我們的主人承認說，飯菜很簡單，但是有營養，而且會和毛主席的智慧一起，給我們以力量。

　　飯後，他站起身來說，他很抱歉沒禮物送給我們，但他想讓我們收下一小塊刻了當日日期的石頭，這塊石頭是從梯田裡拿來的，飽含著村民們衷心的深情厚誼。利奧夫克上校站起來說，他給主人們帶來了禮物。說著，他拿出一隻購物袋，分發快樂笑臉的小徽章、圓珠筆、尼克松就職像章及其它小裝飾物，這樣做使人聯想到從印第安人手裡購買曼哈頓的情景。村長帶著神秘莫測的微笑說：「你們給了我們這麼多，我們卻給了你們那麼少。請諒解我們。」

　　做白宮研究員這一年接近尾聲時，弗雷德·馬利克把我叫到他辦公室。他的電視機正調在播放關於S·歐文參議員的水門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頻道上，「這事會一陣風刮過去的，」馬利克評論道。他說他想跟我談談關於我在管理與預算局再呆一年的問題。此時我已懂得，最初我不情願當白宮研究員是新手所犯的一種錯誤。白宮研究員跟尼克松總統討論政府行政權力問題，和美國參議員在一起研究立法問題。探討社會計劃時，我們直接與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長對話。在外交舞臺上，我們會見了日本、蘇聯、中國、波蘭、保加利亞和西德的領導人。我們每週均與像E·賽瓦賴德、D·拉瑟和H·賽迪這樣的新聞記者共進午餐和晚餐。該計劃的目的是讓我們進到發動機房裡來，看看政府輪齒和傳動裝置是怎樣運行的。另外也是想把我們帶到政治峰頂從高處俯覽一下社會全景。在所有政治學院裡，在全國所有公共行政學課程中，無一能和這種教育同日而語。

　　儘管如此，我還是準備回陸軍部隊。作為一名研究生，一名五角大樓坐辦公室的軍官和白宮研究員，我離開真正的部隊生活已3年多了。尤其是白宮研究員，已經偏離了軍事生涯的主線，因此我急於回到正軌。我擔心會遇上先前一位陸軍白宮研究員的命運。他在白宮曾大為轟動，於是被要求留下來搞國內問題，他留下了。你猜怎麼樣？陸軍不給他晉升上校。白宮給陸軍施加壓力，最後他還是獲准晉升。可是，這位在白宮的讚揚聲中洋洋得意的軍官，既沒有指揮過一個營，也沒有經受過其他考驗，他不是被晉升委員會提名而是通過政治壓力才得以晉升上校的，他這輩子就到頭了。他當上了上校，好吧，永遠就當上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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