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50)_科林·鮑威爾

五〇

　　我們在伊爾庫茨克停留了一天后，俄羅斯的巨大又一次震撼了我。除了火車上那3天之外，我們又坐了7個小時的飛機才抵達莫斯科。到了此時，起初只是有吸引力的阿拉顯得讓人著迷起來。這是我們第一次乘坐蘇聯民用航空總局的飛機旅行，感覺有點像美國早期飛行觀光。飛機裡幾乎沒有暖氣。我們沿過道走時，有位乘客的腳從客艙底板陷進了行李艙。飛行員還沒坐進駕駛艙，飛機就被牽引到了跑道盡頭，對此我們有些好奇。當飛行員真的到了之後，他們也不像通常應該做的那樣開大油門試一試發動機，而是直接開足馬力起飛，就像米格—19戰鬥機陡直飛上天空要去攔截侵入蘇聯領空的入侵者一樣。後來我們瞭解到，牽引飛機是為了省油，而像火箭般猛烈起飛爬高的確是前米格—19飛行員所為，無疑是由於對過去的好時光的思戀所致。

　　對於一個50年代長大，第一次任職便駐守在富爾達峽谷面對著紅軍、而且曾兩次赴越南與共產黨作過戰的人來說，在冷戰期間竟站在後來一位美國總統稱之為「罪惡帝國」的心臟，著實有些怪異之感。過去25年間，美國生活中不少東西均有這位對手的烙印。美國的預算、政治、武器、外交政策、科學研究及國內優先考慮的事項，甚至於千百萬適齡服兵役的美國人的生活，受莫斯科的影響幾乎同受華盛頓的影響一樣大。如今我作為用來遏制這個巨人的美國軍事機構的一員來到這裡，站在紅場上，聽蘇聯思想庫——「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的精英作情況介紹。這個研究所的人似乎全講美國英語，或許還能說出全美棒球協會球賽各隊的名次呢。

　　我對這個國家有了一種發自肺腑的感覺，一種不僅是通過耳聞目睹，而且是通過親身接觸、感受和嗅聞得來的感覺。我感受到的是所有人，包括當時被認為是我們的死敵的俄羅斯人所共有的人性。我在火車上遇到的人，在紅場上碰見的人，還有在百貨商店擦肩而過的人都不是政治理論家。他們是與我自己的家人同樣的蘇聯人，母親為晚餐採購食品，父親在單位的收發室勞累了一天后疲勞地往家趕，孩子們想的更多的是莫斯科對基輔的足球賽前景如何，而不是如何在全球傳播馬克思主義。

　　與此同時，我也感覺到了這個國家的巨大與力量，那震懾本國人民的可怕力量和與我們抗衡的能力，無論我們集中多少軍力，它都能夠槍對槍，炮對炮，武器系統對武器系統地進行對抗。從蘇聯人給我們提供的表面情況來看，我看不到其致命的弱點。其實那時它的致命弱點已在暗中破壞他們的體制，註定將最終導致其垮臺。

　　我們從莫斯科來到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在這裡有一種奇妙的感覺。同是共產黨集團內的國家，可是這裡卻有了生動的色彩。我們又去了華沙，那裡也富有生氣。從蘇聯到這些國家，就像從靜止的黑白照片到了彩色電影一樣。我們被蘇聯現實的嚴酷性搞得麻木了的感官，此時又重新恢復了生機。

　　在華沙，我們參觀了2000年展覽館，它試圖向人們展示千年之交時的未來波蘭。我決不會忘記一位老教授對我們講的話。他個子高大，步履蹣跚，臉上帶著沉思默想的表情說道：「看看上帝把波蘭放在哪兒了吧，在德國和蘇聯中間。我們每一代人不是受來自這一邊的，就是受來自那一邊的碾軋。

　　有時兩邊一起來。我們波蘭人被剝奪了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他的話引起了我的興趣。這位共產黨人聽起來絕不像時刻準備為保衛蘇聯而獻身在街壘上的人。我有一種感覺，他和她的同胞願意擺脫他們的「盟友」。那天，我心中就埋下了這樣一粒種子。16年後，共產黨集團解體初露端倪時，我記起了那位波蘭教授，因而敢在一群陸軍高級軍官面前預言，這些衛星國非但不願留在華沙條約組織，相反卻可能想加入北約組織。

　　白宮研究員有晉見在德文斯堡或朱萊一般見不到的人的權利。訪問東歐回國後，我們被帶到佐治亞州去會見州長，此行還允許攜帶配偶。我們的車隊駛出亞特蘭大機場時，佐治亞州的州警騎著摩托車在前邊開道，警笛鳴叫著，四面八方的交通都為我們讓路，我望著窗外對阿爾瑪說：「好氣派！」

　　州長原來是個49歲面帶稚氣的人，臉上透著笑容。他請我們坐下，然後介紹了佐治亞州的情況和他對國家政治的看法，白宮研究員們一個個聽得入了迷。此時此刻我想到了南方政治家B·康納、G·華萊士及前佐治亞州州長L·馬多克斯，後者很喜歡贈送斧柄給固執偏見的同僚。現在我們面前這位州長代表著新南方。我記得當時我暗自思忖，這個人是當總統的材料。3年之後，吉米·卡特果真當上了美國第39任總統。

　　在這一時期，我與海軍上將H·G·裡科弗曾有過短暫的接觸。裡科弗是核潛艇之父，性情暴躁，蠻不講理，他能讓堅強的軍人掉淚。一次，有位曾申請參加海軍核潛艇計劃的朋友對我描述了裡科弗對他的嚴厲質詢：「我為什麼應該讓你參與我的計劃呢？你憑什麼認為你會開核潛艇？你看上去好像連什麼叫尾墩都不懂。」

　　我應邀去聯邦勤務總署參加宣誓典禮，裡科弗預定要在典禮儀式上講話。這位海軍上將僅說了寥寥數語，但其中的意思卻令我終生難忘。組織並非真正會起什麼作用，計劃也不管什麼大事。管理理論並無多大意義，事業的成敗在於幹事業的人。只有將最優秀的人才吸引進來，你才能成就偉大的功業。應當承認，裡科弗管理人的方法可能是殘忍的：先把他們打碎，然後再按照他的標準重新塑造起來。我是決不會這樣做的。但是，他的洞察力是無可否認的。從脾氣壞的人口中說出來的真理照樣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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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就跟讓小孩觀察性行為一樣。」行政管理與預算局的公共關係主任喬·萊廷有一次這樣對我說。喬是在解釋他為什麼不贊成白宮研究員計劃時說這番話的。他和馬利克一樣，成了我在管理與預算局的又一位賢師。每當一天的工作結束，從老行政大樓到我在戴爾鎮的家之間交通一路堵塞長達26英里時，我就聽喬滔滔不絕地講他那永遠也講不完的故事。他出生在布魯克林區，原先是報人，後來有點成了政府公共關係圈內四處走動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曾在L·B·約翰遜領導下的白宮新聞處幹過一陣子。他那些在夜裡講給總統聽，以便讓約翰遜總統安然入睡的故事讓我聽得津津有味。有一回，他編了點經濟新聞講給約翰遜聽，豈料總統透露給了報界，搞得股票市場有一兩盤像瘋了一樣。

　　馬利克最初接任副局長時，曾想過解雇喬。這位尼克松政府的前任小頭頭可不吃閒話威脅。我問喬他當時是否有過擔憂。「我告訴你吧，」他說，「每個新來這兒的人都想把我開掉。這事兒每隔幾年就來一次。第一周，他們說咱們處理掉萊廷吧。第二周，他們知道萊廷是個職業官員，不容易擺脫。到了第三周，他們自己在公共關係方面與《華盛頓郵報》或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陷入困境，老消防隊員就出來救他們了。這時他們開始考慮，這傢伙也許並不那麼壞。到了第四周，他們就喜歡上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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