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43)_科林·鮑威爾

四三

　　我們以什麼來證明敵人死了多少？要查明這一點決非易事。越共和北越軍都不用棺材，他們很擅長於脫離接觸並帶走死者。我們本可以用繳獲的武器作為衡量標準，但你得把武器拿出來，這樣記者們就會數。敵人的屍體是不必帶回來的。每天晚上連隊都登記。「你們排打死多少？」「我不知道，我肯定看到的有兩個。」「好吧，你要看見兩個，那可能就有8個，那我們就算是10個吧。」數屍體由此成了死亡人數統計競賽。連與連比，營與營比，旅與旅也比。好的指揮官報上來的屍體數高，他們因之得以晉升。假如你的競爭對手誇大屍體數字，你能不誇大嗎？

　　敵人的確是在遭受慘重傷亡，但這不起什麼作用。正如一位軍事分析家所說，用造成對方傷亡的經濟成本除以對方的傷亡數，然後再乘以承受傷亡的政治代價。只要敵人願意付出那種代價，屍體數就一文不值。我們的敵人顯然準備付出代價，而且不講什麼體育道德，拒絕按我們的計分方法進行比賽。我們總想與北越軍決一死戰，來一次越南的滑鐵盧、硫黃島、仁川，但他們拒不合作。無論我們的打擊有多重，北越軍部隊總會隱沒進山嶽地帶的庇護所內，或進入老撾，重新武裝，重新組建，然後又出來打。我們也有庇護區，從南中國海一直延伸到美國。兩支軍隊在越南的山區與濱海平原之間交手，相互廝殺。每週五晚上，我們將本周的屍體數加在一起，隨後便上床睡覺。第二天，一切再從頭開始。

　　我第一次在越南服役將近結束時，曾估計得要50萬部隊才能取勝。6年後，我第二次到越南時，我方投入兵力已高達54．34萬人，但仍然不夠。考慮到地形、北越軍和越共的作戰樣式，以及他們願意承受的傷亡，美國投入多少力量都防不勝防。

　　記得我當副營長時，有個士兵踩上地雷，一條腿被炸斷了，僅連著一點皮，肺也被炸穿了。我們把他抬上一架輕裝直升機，向離德普最近的後送醫院飛去，兩地相距大約有15分鐘的路程。他還是個孩子。我永遠忘不了他臉上那種表情，那種吃驚、恐懼、好奇、最主要是不理解，交織在一起的表情。他總想說話，可就是說不出來。他的目光似乎在說，這是為什麼？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無法回答。我們尚未到達德普，他就死在我懷裡了。

　　最近，我又重讀了B·福爾關於越南的書《沒有歡樂的街道》。福爾令人痛苦地指明，我們幾乎不理解自己使自己陷入了何種境地。我不禁在想，倘若肯尼迪總統或約翰遜總統在戴維營花上一個週末，安安靜靜地讀一下那本頗有見地的書，他們週一上午回到白宮之後，一定會立即著手想辦法，把我們從越南這個陷阱裡解脫出來。在我兩次赴越南之間那些年中，武公孝上尉的解釋法——基地設在這裡是為了保護機場，機場建在這裡是為了給基地提供補給品——根本沒有改變，而是更甚了。我們在這裡是因為我們在這裡，因為我們……

　　戰爭應該是政治的最後手段。既然打仗，就應該有個人民理解與支持的目的，就應該動員全國的資源去完成那一使命，而後才能投入戰爭，去贏得勝利。在越南，我們陷入的是一種半心半意的半戰爭狀態，國內很多人對此持反對或漠不關心的態度，只有少數人背負著這一負擔。

　　在越南，我親眼目睹過英勇無畏，這和我期望在任何戰爭中所見到的毫無區別。對自己能在美喀師服役，我感到自豪。我們也有過輝煌的時刻，有過傑出的戰士。在那個師服過役的還有一位中校軍官，名叫H·N·施瓦茨科普夫。我、施瓦茨科普夫及其他不少後來走上主要軍事領導崗位的人，肯定從這一經歷中帶回了有用的東西。儘管戰爭構想如此不明，打得又如此糟糕，而且國家領導者們又很少給予清楚的解釋，但我仍為美國士兵在這樣一場戰爭中響應徵召感到驕傲。我的數十名朋友都死于那場戰爭。紐約市立學院「潘興步槍會」這麼個小圈子1968年在越南就失去了它的第三位成員——J·楊。所有這些英雄行為和犧牲恰恰說明了這樣一個觀點：沒有明確的目的，沒有全國的支持，沒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就不能去浪費勇敢與生命。

　　我尤其要譴責我國政治領導人為那場戰爭提供兵員的政策。那些決定誰該應徵、誰該緩徵、誰該服役、誰可免服役、誰該送死、誰該活命的政策，是反民主的恥辱之舉。我永遠不能原諒有位領導人實際這樣說的話：這些青年人比較貧窮，文化低，又沒有什麼社會背景，可以去送死，死了也沒什麼了不起（有人稱他們為「廉價炮灰」），但其他的青年人是優秀分子，不能讓他們去冒險。我尤其感到氣憤的是，很多有權有勢的達官顯貴的子弟和職業運動員（他們可能比我們任何人都健壯）中，很多人想方設法在預備役部隊和國民警衛隊部隊中找個差使，以此來逃避服現役到越南去打仗。在我看來，在這麼多的越南悲劇中，這種赤裸裸的階級歧視是對「所有美國人生來一律平等，對國家應有同樣的忠誠」這一理想的破壞最大。

　　當我逐漸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這場戰爭的認識時，相信總有一天，陸軍作為一個組織，也會這樣做的。我們承認，我們曾被派去執行一個已告破產的政策。我國政治領導人依據千篇一律的反共原理，將我們投入了一場戰爭，結果卻發現這一原理在越南只是部分適用。在那裡，戰爭有其自身的歷史根源，除了東西方衝突之外，還有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內部鬥爭因素。這場戰爭打得很糟糕，這一點我們的高級軍官是清楚的。

　　然而，他們屈從於集團思想的壓力，繼續不斷地弄虛作假，謊報屍體數，滿足于「安全村」的幻想，在情況報告中誇大其辭。作為一個團體，軍方未能對其政府領導或者對自己本身直言相告。軍隊的最高領導人從未到國防部長或總統那裡去說：「照這樣打法，這場戰爭贏不了。」我們那一代許多人，經過那場戰爭錘煉的職業上尉、少校和中校們均曾發誓說，等輪到我們發號施令時，我們決不會一言不發地默許為了美國人民不理解或不支持的膚淺理由而去打一場半心半意的戰爭。倘若我們能很好地實踐對自己、對文官政府領導及對國家許下的諾言，那麼，我們在越南的犧牲便不會白費。

　　1969年6月15日，離期滿還剩幾周時間，我收到喬治·華盛頓大學來的信。我已被政治與工商管理學院秋季班錄取。那天早上，我出去到一個著陸區觀看步兵連巡邏返回情況。士兵們疲憊不堪地爬上山，身體前傾，把帆布背囊的重量全壓到背上，胸前挎著M—16步槍。又活著過了一天，並在日曆上又劃掉一天。這是越南戰爭中又一件具有諷刺意味的事。當日曆翻到某一特定日子時，你就可以走了。

　　我和阿爾瑪早就計劃好了，我回國後，我倆先單獨過幾天，然後再去伯明翰與孩子和岳父母團聚。我倆計劃在亞特蘭大住幾天，阿爾瑪到時開車到機場接我。事先我曾寫信給阿爾瑪，告訴她我希望她梳什麼髮式，穿什麼衣服，而且衣服的顏色希望是橙色與黃色。我們頭腦中孕育著一種稀奇古怪的幻想。我想一走下飛機便能幻想成真。阿爾瑪沒有讓我失望。我們開車進城，住進了飯店。那天夜裡，我做得很不合時宜，早早就入了夢鄉。雖然阿爾瑪費盡心機，可就是不能使我醒過來。她不住地拉我的耳朵，邊拉邊叫我看電視，因為宇航員正在月球上行走呢！那天是1969年7月20日。可我疲憊不堪，不單是因為時差關係，而是疲憊到了極點，想睡掉一年來在越南積累的身心兩方面的疲勞。我們才獨處了一天半，阿爾瑪就知道我更想要什麼了，我要趕回家去看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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