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44)_科林·鮑威爾

四四

　　◎第七章　白宮研究員

　　我掛起戎裝，開始在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上學，重新回到了闊別11年的校園。自從邁出學校大門以來，我一直生活在軍隊這片小天地裡，穿的是軍裝，受的是軍隊規章制度的約束，交往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軍人。今後，我實際上要過老百姓生活了。

　　我和阿爾瑪即刻著手找房子。我們從來沒有住過屬自己的房子。迄今為止，不是暫住軍營宿舍，就是臨時寄居親友籬下，再不然就是在軍營附近租公寓住。對於花錢買房子，我們並不懼怕什麼，問題只是選擇什麼樣的房子好。在海外服役期間，我們已設法積攢了近8000美元。在老家伯明翰，最好的房子售價才3萬到3．5萬美元，完全可以買得起。我們找到一家房地產代理商，便開始在弗吉尼亞北部郊區尋覓。因為軍人家庭一般都聚集在那一帶。

　　看了大約十處外形極為相似的狹小三居室住宅後，我問那位代理商：「在這裡3．5萬美元就只能買這樣的房子嗎？」他對我們說，歡迎我們到華盛頓房地產世界再走走。一位朋友向我透露說，在弗吉尼亞的伍德布裡奇有一處新住宅區，叫做戴爾鎮，名聲不是很響，房子外觀區別也不大，所有的樹都被推土機清除了。不過，房地產投資開發商為住戶提供的是空間，寶貴的空間，五間臥室，3間浴室，總共才3．152萬美元。我們用抵押貸款買下了戴爾鎮德索托街14605號，現付了20美元押金，以後每月付259美元。

　　我們買房的消息很快就在紐約的親戚們中間傳開了：「你聽說了嗎？科林自己買了所大房子，在首都華盛頓。」「這麼快呀！」「他承受得了嗎？」我們剛剛搬進去，親戚們就不期光臨來看房子，要檢驗一下科林的判斷力如何，同時，既然已有地方落腳，不妨順便到首都來逛一趟。

　　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第一學期，我經歷了一次信心危機。

　　陸軍給了我18個月時間要我拿到工商管理學數據處理專業碩士學位。開學前，我到系主任那裡去報到，系主任J·麥卡錫博士是一位傑出的紳士。他一邊翻閱我的大學考績記錄，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嗯嗨，沒學過數學；嗯嗨，沒學過統計學；嗯嗨，沒學過經濟學。」他拿起電話，接通了步兵人事處。我聽到麥卡錫說，他從我的學歷上看不出我有獲取工商管理學碩士的可能。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不過後來他又補充道：「至少在18個月內不可能……是的，我知道，在步兵學校、指揮與參謀學院都成績優秀，但那些都不是研究生院。」麥卡錫建議步兵人事處給我兩年加兩次暑期班的時間，他說這樣我就有希望拿下來。我很幸運，陸軍領導居然同意了。

　　在做學問方面，我的確感到力不從心。功課吃力不說，我32歲的年齡在多數班級裡都是最大的，這一點更不能讓我感到輕鬆。跟我一起上學的其餘6位軍官都各有所長，他們全是管理型或金融型的人才，經濟學和計算機對他們早已是輕車熟路。當教授們把我們一頭按進統計分析和微積分（我在紐約市立學院時後者就不及格）之類的課程時，宛如跟我說斯瓦希裡語一樣。我開始體會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滋味了。我到這裡幹什麼來了？我不屬這裡。他們錄取我是一個錯誤。

　　不上課的時間，學生們都泡在學生會辦的自助餐館裡，邊喝咖啡邊打牌。在那裡閒聊時我發現一條真理：在盲人班裡，一隻眼睛的就是王。其實，不單是我們軍官學生，就連大多數工商專業的學生也和我一樣如墜入五里霧中。我的學監，管理學教授M·韋夫賽把我拉到一邊給我鼓勵。他說，他對我完全有信心。結果，我第一學期的成績全是A。這可著實使我感到鼓舞。

　　情況就這樣一直發展下去，直到碰上計算機邏輯那門課時才又觸礁。課終考試要求我們畫一張軟件程序流程圖，以顯示計算機是如何作出判斷的。我又一次遇到了圓錐體在空間與一平面相交是什麼情景的難題。期中考試，我的成績是個D，這門課期末考試時勉強撈回來了個B，也許是老天爺幫忙吧！

　　近日來，我經常仔細地翻閱《陸軍時報》，查看哪些人可能晉升中校。我是在擬晉升名單上的，可我的序號還沒見報。我之所以急於晉升這一級，不僅是出於職業發展的考慮，而且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當時我每月拿回家的才大約900美元，而且還吃力地支付著每月259美元的抵押貸款。晉升，意味著從年薪12，999美元提高到16，179美元。7月初，我打開《陸軍時報》，看到有下個月將晉升中校者的號碼，我的序號列在其中。這次不是提前晉升，不過，我幹得還是不錯的，比同批的人要早幾年。我設法和華盛頓軍區一名上尉取得了聯繫，問他如何辦理正式晉升手續。他說：「長官，我怎麼會知道。」

　　我想總該搞點儀式慶祝一下。於是，我把孩子們都召集到德索托14605號家庭娛樂室裡解決了這個問題。阿爾瑪出去了，我在家看孩子。我坐在地板上一堆亂七八糟的玩具中，當時已7歲的邁克爾·鮑威爾把一副標誌中校的銀色橡葉型銜徽釘在我的運動衫上。證人有5歲的琳達，還有我們家的最新成員安妮瑪麗·鮑威爾。她從嬰兒座椅上以最漠不關心的態度注視著這一幕。

　　安妮瑪麗是兩個月前於5月20日出生的。阿爾瑪抱著繈褓中的她從醫院回家那天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我用在越南一家軍人服務社花10美元買的電影攝影機為子孫後代記錄下了這一時刻。阿爾瑪走下車時，邁克激動而好奇地沖上前去，琳達漫不經心地掃了這位最新的公主一眼，腳跟一旋就走了。姐妹關係處於這種狀況是很普遍的，以後的20年間，她們倆的關係一直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安妮瑪麗美麗絕倫，研究生院自由支配的時間又多，因而我喜歡抱著她在德索托玩耍，專等鄰居們出來讚美她。到這時，我們已有了3個健康漂亮的孩子，於是決定不再給世界人口加重負擔了。

　　那年秋季，我返校去上學。一個職業軍人呆在處於反戰運動頂峰的校園裡，從大學生同學會宿舍樓旁走過時，心裡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宿舍窗戶上掛著塗寫有和平標誌和反戰口號的被單，臨時演講臺上的演說者譴責著我曾打過的戰爭。每當我穿著絲光黃斜紋寬鬆長褲和運動衫到處走動時，覺得自己就像個化裝潛入敵營的密探。不過，在這些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者中，參加焚燒旗子活動的修讀銷售管理和工商會計課的學生為數寥寥，因此我與反戰抗議者幾乎沒發生過摩擦。我的同班同學像我一樣，更為關心的是好好溫習功課，應付下次考試及完成碩士論文，而不是政治。他們是後來的雅皮士，儘管當時尚未出現這個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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