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42)_科林·鮑威爾

四二

　　然而，上述這些都不能作為為1968年3月16日事件開脫的藉口。原來，我到越南前3個多月的一天，第十一旅的部隊開進南中國海海濱的山美村。威廉·卡利中尉率領一個排將數百名老人、婦女、兒童，甚至還有嬰兒從一個叫美萊的村莊驅趕進一道溝裡射殺了。後來調查發現，卡利及其部下共殺死347人。我在日誌裡看到的那128名「被擊斃」的敵人只是其中一部分。軍事法庭查出卡利犯有預謀殺人罪，判處他終身監禁。不過，在尼克松總統干預下，其刑期改為3年舒適的軟禁。E·梅迪納上尉也受到了審判，他因准許打死約100名越南人而被指控犯有謀殺罪和非預謀的殺人罪，但後來被無罪釋放。那位沉默寡言的調查員那天下午詢問我的事，將以美萊大屠殺之名留在人們記憶中。

　　在越南有很多事情都不對頭，美萊事件只不過是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例罷了。因為這場戰爭拖了很長時間，而且並非每個被任命為軍官的人都是當軍官的材料。同樣嚴重的是，職業軍士的人數因傷亡也在急劇減少，而這些人恰恰是任何一支軍隊的基礎力量，他們需要幾年的軍旅生活才能磨煉成材。為了能不徵召後備役人員而打完這場戰爭，陸軍在培養速成軍士。我們稱此類人為「速烤軍士」。找個二等兵，稍微訓練一下，考驗一兩次，然後就宣佈他是軍士了。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肩負的責任遠遠超出其年齡和經驗。有一些確實相當出色，令我佩服。然而，這麼多未訓練好的軍官與軍士加入部隊，導致了士氣、紀律和職業判斷力方面的崩潰，導致了像美萊那樣的恐怖行為，因為部隊對似乎永無休止、魯莽愚蠢的屠殺已經麻木不仁了。

　　我想起我們在戰場上用的一個詞「兵齡男子」。假如直升機發現一個穿黑色衣褲的農民，遠遠看上去有點兒可疑，那可能就是個「兵齡男子」。這時飛行員會作盤旋飛行並向他身前射擊。他要是一動，其動作即被認為是有敵意的證據。下一個點射便不再是向他身前，而是向他身上打了。殘忍嗎？也許是的。但是，W·普裡查德中校，一位與我在蓋爾恩豪森一起服過役的能幹的營長，就在從直升機裡觀察兵齡男子時被敵人的狙擊火力射死的。而普裡查德不過是許多人中的一個。作戰的性質決定了你不打死別人，別人就會打死你。這便模糊了正確與錯誤的概念。

　　我這次服役期1969年7月結束，單從一個職業軍人的角度看，可以說是成功的。作為少校，能在駐越美軍最大的師裡任作戰與計劃主任參謀，可謂一種殊榮。上級的鑒定對我評價很高，並授予我榮譽軍團勳章。另外，格蒂斯將軍為表揚我在直升機墜毀後營救過程中的表現還授予我軍人獎章。這就是我的越南經歷。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只想讓自己從這方面考慮問題，作為一名軍人聽從召喚，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甘心情願地躺進士兵的墓地」。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眼界的開闊，我大腦的另一部分開始比較深入地剖析在越南的經歷。1962年，我是踏著原則與信念的基石去的越南，後來卻眼看著這塊基石逐漸被含糊其詞、謊言和自欺欺人所侵蝕。我最初在蓋爾恩豪森發現的極為有害的把戲，在我第一次去越南時已出口到了越南，第二次去時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就拿「在敵對行動中陣亡」這樣的用語來說吧。它抹掉了較為熟悉的「在作戰行動中陣亡」一詞明白無誤的鋒芒，似乎是為了不驚動國內的親人，不讓他們知道在那些稻田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兩者之間的區別毫無意義，大概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官僚主義者們才能覺出個中奧妙，那些在敵對行動中陣亡的可憐的人們是絕對感覺不到這毫微差異的。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期間，海軍陸戰隊均是以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的名義投入戰鬥的。在越南，他們被翻新成了海軍陸戰隊兩栖部隊。為什麼呢？「遠征」一詞容易使人聯想到被運到海外去打仗送死。但是，兩栖演習在北卡羅萊納海灘上就可以舉行。我們除了欺騙自己之外，還能欺騙誰呢？多年以後，也就是在我當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之後，海軍陸戰隊司令A·M·格雷將軍拋棄了越南時代的糊塗說法，海軍陸戰隊又離開祖國進行軍事遠征了，格雷使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恢復了原有名稱。

　　越南時代的戰備情況與訓練報告一般都有浮誇，目的是為了取悅於人和掩蓋真相，而不是為了作出評估與糾正不足。就像沃伯根湖的孩子們一樣，每個人的成績都「超過平均水平」。當權者們似乎相信，只要控制住詞匯的使用，就能改變事實。我們簡直是與現實世界脫節，而且對技術抱有幻想，認為敵人太原始，而我們是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因而這個仗沒什麼可打的。例如，麥克納馬拉的工廠裡曾有過「探人器」之類的驚世之作問世。這是一種能從飛機上探測出地面上尿跡的儀器（也是後來提供「橙劑」的人製造出來的）。倘若在敵人可能出沒的地域發現尿跡，我們的火炮便有了射擊目標。可是，無辜的農民或水牛若碰巧把尿撒錯了地方，那可就倒黴了。「探人器」只是麥克納馬拉防線中的一環。該防線由將南越各地連成一片的一系列電子感應器構成，每當敵軍踏上胡志明小道，它們會立即向我們報警。這個主意從一開始便胎死腹中了。

　　你也許會問，我不是獲得了榮譽軍團勳章嗎？假若在戰爭中不是不加區別地濫發獎章，它也許對我更為珍貴。然而在越南戰爭中卻不是這樣。記得有一次，我作為G—3到一個火力基地出席某營的指揮官交接儀式。離任的營長被授予3枚銀星獎章——國家發給作戰英勇者的第三級最高榮譽獎章，外加一大把其它獎章，而他在那裡只幹了6個月。他表現得精明強幹，有時也稱得上英勇，受到部下愛戴。然而，士兵們得站在那兒，傾聽對相當普通的表現作言過其實的誇張。這麼多獎勵堆在一起，連寫嘉獎令都成了一門小小的藝術。離任營長的「包裝」包括：一枚銀星獎章、一枚榮譽軍團勳章和數枚僅因積累了直升機飛行時間而獲得的空軍獎章。

　　這些幾乎成了標準的發放物資。因為別人用此包裝自己，你也就接受同樣的包裝。如此不加區別地濫發獎章，使得那些真正英勇非凡的英雄——無論是列兵還是上校——作出的業績也為之聲名貶值。我記得，在頒發3枚銀星獎章那天，我看過士兵們的表情。當時我心中思忖，這真是愚蠢透頂。我們竟把這些年輕士兵拉到這裡來觀看這些愚蠢表演。我們在給他們傳授些什麼呢？那套廢話管用嗎？一味追求名利的有害做法已腐蝕了軍隊，而我是其中之一員。

　　類似美萊那種醜惡的事件之所以發生，部分原因在於美軍熱衷於另一種虛構的神話，即越南戰爭中創造出來的令人厭惡的衡量標準——「數屍體」。實際上，在真相大白之前，第十一步兵旅曾因在美萊擊斃128名「敵人」榮獲了特別嘉獎。迫於五角大樓要其證明國家在人員和財力方面的投資沒有白費這一壓力，陸軍極為需要找到某種可以計量的東西。在本周的情況報告裡，我們可宣稱贏得了什麼軍事目標呢？一座山頭？一條山谷？一個村莊？這種可能性極小。結果，屍體就成了衡量標準。其實，屍體數也靠不住。新聞界可準確獲知我方的死亡人數，他們只要數數運出去多少具棺材就一清二楚了。20具棺材，那就是20個人在最近一次交火中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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