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41)_科林·鮑威爾

四一

　　我作為擔任師G—3的惟一少校這一殊榮不可避免地結束了。G·勞倫斯中校已完成他6個月中隊長的任期，到師部擔任格蒂斯答應給他的G—3職位。格蒂斯對我說，他知道這種局面很尷尬，因為在我任G—3期間，偶爾曾迫不得已對勞倫斯發號施令，不過，他仍希望我能留下給勞倫斯當副手。我愉快地接受了第二把手的工作。在隨後的幾年裡，勞倫斯成了我的又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

　　到1969年1月為止，我在越南的服役期限就度過一半了，因此，我開始考慮下一步幹什麼。我明白自己想幹什麼。我曾被批准列入陸軍研究生培養計劃。下一步要闖的難關是通過研究生入學考試。我想法搞到了一本應考指南。因為朱萊沒什麼娛樂活動，我就把晚上時間都用來啃這本書。一個細雨濛濛的星期六早晨，有架輕裝直升機送一批短期服役者去峴港等待回國。我擠上這架飛機到了峴港，來到一間用瓦楞鐵皮搭成的活動房屋內，在那裡和一群看上去並不像會成為學者的人一起參加了考試。

　　幾個月後，我得到消息說，我考得很好。於是，我申請進入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該大學就坐落在五角大樓外的波托馬克河對面，可以說已成了華盛頓軍事人員的進修學校。許多軍官拿的是國際關係方面的學位，這樣似乎比較對口。不過，大約就在這時候，陸軍鼓勵軍官學習現代管理專業，以便使軍官們為進入計算機時代做好準備。因此，我向該大學政治與工商管理學院提出了申請，目的是攻讀工商管理學碩士。這個學位還有另一種吸引力。當時我在軍隊已呆了10年多，估計到我的軍事生涯結束時，作為一名工商管理學碩士會比一名西歐政治制度方面的專家在市場上機會更多一些。

　　1969年1月22日，陸軍包機P2102航班降落在夏威夷

　　的希克漢姆機場，即檀香山國際機場劃歸軍用的那一邊。休假，上帝賜給的休假啊！我走下飛機，迫不及待地想見到我的家人。這一切太好了，簡直令人難以相信。我已在海利庫拉尼飯店預定了房間，給阿爾瑪及孩子們買了機票，還租了一輛車等候。順走廊進入機場大樓時，可以看到前面好多家屬探身翹首，極力在尋找熟悉的面孔。接著，我聽到一串美妙無比的尖聲呼喚：「爸爸！爸爸！爸爸！」小邁克這時已快6歲了，正拼命朝我沖過來。3歲的琳達腳步蹣跚地跟在後面。他倆每人抱住我一條腿，死也不鬆手。他們的小胳膊緊緊地摟住我的那種感覺是我感受過的最快樂的一種感覺。

　　接下去幾天我們沒有什麼別出心裁的事。我們去了海灘，我試圖教邁克衝浪（好像我會似的）。我們參觀了《夏威夷》這部片子拍攝的村莊，去了動物園，看了海豚表演，還去看了間歇泉的噴口。不定在什麼時間，太平洋那蔚藍色的海水便會穿過岩石從該處噴湧而出。我和阿爾瑪只單獨出去了一個晚上。我們設法找了個人臨時照管孩子，然後去參加在魯西堡舉行的夏威夷宴會。在國際市場，我們聽了唐霍的演唱。他一定給每個能有幸去夏威夷度假的士兵都唱過「小泡泡」。之後好幾周內，這支曲子一直迴響在我腦海中（「小泡泡，在酒裡，小泡泡讓你真愜意……」）。

　　假期終於要結束了。最後一個晚上，我們若無其事地送孩子上了床，就好像他們在家裡一樣。然後，我和阿爾瑪走出房間坐在迷人的夏威夷夜空下。越南縱有萬里之遙，可一上飛機也就到了。我沒有談過去6個月的事，阿爾瑪也沒問。通常職業軍人與妻子之間都是這樣。感謝上帝，阿爾瑪不是那種覺得自己和丈夫一樣屬軍隊的軍人妻子，喜歡談軍隊的事情。那些人知道誰提前晉升了，誰未被提升，誰得到了好差事，誰又升到頂再也上不去了。阿爾瑪從不為這種職業政治瞎操心。她營造自己的安樂窩，撫育孩子，讓我高興，並且在我們所服過役的所有兵營都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夜裡，我們談的話題是孩子。我第一次從越南回國時，邁克過了好長時間才熟悉我。接著，4年之後，我又不住在家了。我們在夏威夷僅共同度過了幾天的時光，而我又將離去。我不願意在孩子們心目中成為一會兒來一會兒走的那種父親，因此期望阿爾瑪能起到超出一般母親的穩定家庭的作用。從各種跡象來看，這方面她的作用發揮得相當出色。

　　午夜時分，陸軍一輛轎車停在飯店門外，我短暫的家庭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呆在兵營的辦公室裡，突然得到通知，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監察主任派人來找我。在陸軍裡，接到這種消息，不亞於聽到國內稅務局的人要來查你的賬。調查員口風甚緊，態度也不明朗；他不肯吐露來訪的目的，問及我的姓名、軍銜、職位及在師裡的職責時，還用一台老式開盤式錄音機錄了下來。他具體什麼也不解釋，只是一股勁兒地以瞭解內情的得力助手那種單調的聲音猛烈發問。繼後他問我是不是師作戰日誌的保管人，我說是的。他要我把1968年3月的日誌拿出來。我解釋說，當時我不在師裡。「把日誌拿出來就行，」他說，「然後檢查一下該月登錄的內容。要是哪天擊斃敵人的數目不同尋常就告訴我。」

　　我感覺他已知道我會發現什麼內容。我開始翻閱日誌。翻了幾頁之後，有一條跳入眼簾。1968年3月16日，第十一旅的一個單位報告，在巴坦加半島被擊斃敵人的屍體數為128。在這場既磨人又嚴酷的戰爭中，一般不大有什麼輝煌戰果，這個數字算很高了。「請把這一條錄進錄音機。」調查員說。

　　至此，我的好奇心和警惕性都升騰起來。我請他允許我給師參謀長打個電話。「好好配合他工作。」參謀長斬釘截鐵地說。調查員問我是否相信日誌上的記載準確無誤，我說一般是準確的。隨後，在他準備離開時，問我是否認識F·梅迪納上尉。我回答認識，梅迪納是我所管轄的戰術作戰中心的一名參謀。調查員說他下一步要去詢問梅迪納，說完就走了。對於他來的目的，我還是和他剛來時一樣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直到近兩年後，我才弄明白這次來訪的前因後果。當時我正在華盛頓地區服役，R·皮爾斯中將在弗吉尼亞比弗堡主持的調查委員會要求我前去作證。委員會要我描述一下1968年巴坦加半島上的作戰條件。我知道那地方如同地獄一般可怕，是一片崎嶇複雜的地域，居住在那裡的都是越共的同情者。法國人當年曾被逐出該島，再沒能進去。每次我們派部隊前去，都能預料到後送醫院將要做幾十例外傷截肢手術。這些傷員都是由敵方遊擊隊和農民同情者，包括婦女甚至小孩埋設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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