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38)_科林·鮑威爾

三八

　　1968年7月27日，我到達德普，被分配到重建的二戰時期的老部隊第二十三步兵師，又稱美喀師，擔任第十一步兵旅一團三營的副營長。美喀師的師部駐在北部沿海平原上的朱萊，由此向南，坐直升機向內地飛行大約半小時就到德普。

　　大多數軍隊都是戰爭機器和官僚猛獸的結合物，而我們這只猛獸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作為副營長，我的任務是負責全營處於戰備狀態所需的一切後勤保障。因而我的職責包括往前線調集彈藥、保障直升機有充足的燃料、將郵件發往部隊等諸如此類一應事務。我的新上司，營長漢克·洛德中校，是一位好鬥之士。我一到營裡，他就交給我一項任務，要我準備應付年度大檢查。這項任務更適於和平時期在德文斯堡進行，而不適於戰爭時期在越南搞。不過，陸軍對這項檢查很重視。H·洛德想讓我把檢查準備工作中行政上的麻煩事都抓起來，他好抽出身來集中精力打仗。因此，當他在戰場上領兵打仗時，我卻留在德普，想方設法備齊消毒日程表、部隊預防注射紀錄表及其它沒完沒了的官樣文章，準備接受檢查。

　　我的處境有點令我想起半島戰役中的威靈頓公爵。傳說威靈頓曾致函在倫敦的英國外交部：「我們已清點了馬鞍、馬籠頭、帳篷、帳篷杆以及陛下的政府認為我應負責的各類龐雜物品……不幸的是，有一個步兵營尚餘總數為1先令9便士的現金瑣賬查無下落。另外，配發給某騎兵團的莓子醬罐數一直處於可怕的混亂之中……這使我不由地產生了現在的意圖，即要求對給予我的命令作出澄清……1、是為了倫敦那些會計與內勤人員的方便在西班牙訓練一支穿軍裝的英國職員隊伍；2、還是，或者是為了想辦法將拿破崙的軍隊逐出西班牙呢？」在越南準備應付年度檢查時，以及在我後來的軍隊工作中，每當任務的目標被淹沒在形式主義的繁文縟節之中時，我都會想起威靈頓的莓子醬罐。

　　德普雖遠離越共主力部隊，卻不是世外桃源。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營房邊上放著一個「康納克斯」集裝箱，就是用於運輸重型裝備或家具的那種。聽說這個巨大的貨運箱是我們的土造太平間，是用來盛越共死屍的，一直要放到我們想出處理辦法為止。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營房裡的氣味，整天在55加侖容積的大桶裡燒糞便，搞得整個營區散發著茅坑廁所的那種臭味，臭得幾乎要把人熏暈過去。燒糞便這活和洗衣服、幫廚及其它粗活一樣，也是由我們雇的越南人幹的。雇工們忠誠與否據稱是由當地村長們調查過的。可是，天曉得在德普基地裡亂跑的人中有多少在夜間替越共做事呢，包括村長們在內。

　　我們經常遭伏擊，有時還挨上幾發迫擊炮彈和火箭炮彈的轟擊。從德普出去的路每天早晨都得先經掃雷才能通行，因為越共夜間可能埋設地雷。雖然五角大樓高技術專家們正構想設計超尖端掃雷器械，我們部隊採用的卻是最實在的土辦法。士兵們把一輛載重5噸的自卸卡車裝滿土，駕駛員掛上倒擋，順著路倒著行進。倘若碰上地雷，車輪可能會被炸飛，車尾也有可能被炸壞，但汽車通常卻能再修復。用這種辦法排除路上的地雷，偶爾我們也損失一兩輛汽車，但很少傷及駕駛員。

　　除了要整頓德普的營區之外，我還得出去，確保戰地部隊同樣做好年檢準備。有好幾個火力支援基地和著陸區——龍、裡茲、雪佛——分佈在我們負責的區域內。8月初，我乘一架直升機去龍著陸區檢查。我聽說那兒的伙食設施不合標準，結果卻發現伙食差在龍著陸區的問題當中是最微不足道的。我並沒有指望能看到像美國本土那樣的整潔衛生。儘管如此，所看到的一切讓我大為震驚。走出直升機時，我差點兒被著陸場地隨處堆放的鏽彈藥絆倒。衛生等於零，武器肮髒不堪，設備無人管理，人員的軍容舉止邋邋遢遢。自從美國顧問首次大批進入越南以來已有7年，東京灣決議之後進行大規模集結至今也過去了4年，戰爭結束仍然遙遙無期，紀律和士氣顯而易見越來越糟糕。我下達命令要求龍著陸區必須恢復良好狀態，並告訴軍官們我會返回來檢查命令執行情況，隨後便前往下一個地點。

　　這些兵其實都是好兵。與我國歷史上為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曾經戰鬥、流血、犧牲的美國青年人屬同一類人。他們的勇敢精神和戰鬥技術並不差，可是，仗打到這會兒他們缺乏鼓舞和目的感。在國內，政府想在盡可能少給國家添麻煩的情況下進行這場戰爭，沒有徵召後備役，沒有徵集支持戰爭的稅收。家境好的子弟利用上大學可緩服兵役這一條來逃避服兵役。總司令L·B·約翰遜本人在任期結束時也將捲舖蓋回家。接受援助的南越盟軍開小差的每年多達10萬人。那位飛行員政治家阮高其，儘管在我第二次去越南時已降為副總統，但34歲就由空軍司令當上了南越總理。他娶了一個年輕的民航小姐，倆人坐著他的專機在全國到處兜風。她也穿著和他一樣的絲綢飛行裝，拖著一條長長的紗巾。阮高其說過：「我只崇拜一個英雄，那就是希特勒……不過，這裡目前形勢十分嚴峻，一個英雄是不夠的。我們在越南需要有四五個希特勒。」1968年，每週200、400，甚至於500名美國人為之而亡的就是這麼一種人當權的政府。儘管這些美國人與在福日山或諾曼底犧牲的人結局相同，但卻缺乏目的的崇高性。

　　在戰場上冒著敵人的炮火艱苦跋涉在草叢之中的士兵們是沒有時間去相互敵視的。可是在德普這樣的基地，種族分裂卻日益嚴重，這完全和60年代開始困擾美國的種族分化相同。德普基地內有幾十名等候被送往戰場上去的新兵和在越南服役期將滿等著回國的人。對這兩組人而言，不存在什麼共同的任務與共同的危險那種把人團結在一起的力量，代之而起的是種族摩擦。年輕黑人，尤其是應徵入伍的士兵，認為這場戰爭若不是白人的事，就更不是他們黑人的事。這也難怪。他們回國後所得到的比白人更少。這一代黑人更容易被H·R·布朗的激情而不是被已故的馬丁·路德·金的理智所打動。不過，不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越來越憎恨當局為了達到危險而不明確的目的把他們困在這裡。他們的頭號目標是堅持下來活著回家。我住在一個大帳篷裡，天天晚上都要挪動行軍床的位置。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挫敗打我主意的越共間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能排除本營內部有人想襲擊當官的。

　　在德普，生活的鐘擺不可思議，可以從重複出現的老一套一下子擺到十分棘手的事情上去。一天下午，我正派人把可口可樂和啤酒用直升機運往各火力支援基地（這是副營長每天不敢疏忽的大事），洛德中校突然發來電報說，他在裡茲火力基地遇上一場惡戰，需要增援。我叫來一架「輕裝直升機」，即只保留UH—1型直升機骨架的直升機。機上沒有座位，只有空艙和架在艙門上的兩挺機槍。我讓人裝上5．56毫米步槍子彈和7．62毫米機槍子彈，貼著樹梢出發了。將近黃昏時分，我們降落在裡茲，之後趕緊卸下彈藥。洛德面色陰沉，叫我把9名陣亡人員運回去。因為直升機在地面上易遭襲擊，所以未及詢問詳情。這9名「在敵對行動中陣亡」人員（陸軍以此術語取代了原用語「作戰行動中陣亡」）被人用雨披裹起來裝進直升機裡。因起飛時光線昏暗，我重重地摔在艙板上，與9位陣亡的美國青年人摔了個臉對臉。他們不久前還健康結實地活著，如今卻像木頭一樣被摞在一起。黑暗中，我們降落在後送醫院，即陸軍流動外科醫院。帳篷裡忙碌不堪，傷員不斷從四面八方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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